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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学史趣事（第2页）

2。钟家庆“羞于见人”

钟家庆研究员和我爹曾是课题搭档。钟为人侠义正直，敢说敢为而又懂得办事的方式方法。

有一天，我爹所在的数学所分橘子，每人一箱，所里住平房宿舍的人多，钟先生就带着几个学生拉着板车给大伙儿送。那天天热，钟先生光着个膀子，只剩一件二指背心，他喜欢游泳，全身晒得又黑又红。他好像有事和我爹讲，所以把学生和板车打发走。他帮着把橘子搬进我家，抓了一个橘子，正用嘴撕着扯掉橘子皮的时候，有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丫头凑上来了，问：大爷，您知道钟家庆钟老师在哪儿吗？

我爹听见了，刚要介绍，又打住了。他虽然迂，但是并不傻，看看钟先生，晒得像个黑炭头，二指背心大裤衩子，嘴里叼着一个橘子，这……这什么形象啊。幸好我爹没说什么，钟先生马上就接茬儿了——唔，他不住这院儿啊。那小丫头说：大爷，刚才碰上他的学生，说他在这儿呢，您能帮我看看他在不在这院吗？求您了，我想找机会见见钟教授，我从武汉来的。

啊……钟先生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回头看见我爹，像看见救星一样，冲我爹一指，说，哦，我是蹬三轮的，不认识什么钟家庆，你问他吧，他住在这儿，可能知道。说完，钟先生掉头就跑，把我爹给撂在那儿了。

唔，你找他什么事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要考他的研究生。您认识钟教授吗？唔，认识，你认识他吗？

当然啦，您看我这个包。打开包，我爹看到厚厚一本剪报，都是钟先生参加会议、授奖颁奖的报道和照片，钟先生西服革履，神采奕奕。

我爹就只会唔唔了。那小丫头还问呢：你们科学院的研究员都住在哪儿啊？我来这儿好几天了，怎么一个教授都没看见呢？这时候，她后面有一个搬橘子的，是吕以辇研究员，也是二指背心的形象……

好歹把小丫头哄走了，我爹和钟先生一说，钟先生就跳起来了，不行不行，我那天那个形象，怎么见这个学生啊！我爹说要是人家考上了，你能不要？钟先生那些日子就很苦恼，直到发榜，那小丫头的分数没有上线，才松了口气。那个小丫头后来去了兰州，多次给钟先生来信，讨教问题，兼叙崇拜之情，钟先生非常热情认真地回复，对她极尽帮助指点，但始终不肯和这学生见面，直到钟先生去世。

3。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我爹是数学所的普通人士，后来又半道出家去了其他领域工作了，就不再介绍他的真实姓名了。我爹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学打扑克我爹就占了上风，一盘“争上游”下来，没弄明白规则，一不留神，就用上了他那个背100位圆周率不打磕巴的怪脑袋，问人家：第三轮出牌，你为什么出10、J、Q啊？人家说为什么不能出呢？我爹说你第九轮还出了一个梅花Q，为什么把两个Q破开呢？教牌的人一愣，您记得这么清楚？老爷子说凑合吧，短短一局牌嘛。人家说那从头到尾我们打的牌您都记得？我爹点点头，就从出一对三开局，一直说到了结尾某人连甩三条大顺子。打牌的人频频吃惊点头，我娘当场崩溃，高挂免战牌。

我娘聪明也是称得上的，高考数学、物理满分，按照我娘恩师刘素校长的说法，我爹除了记忆力惊人以外别无所长，学什么东西我娘总比我爹快得多，两人比起来那整个一个龟兔赛跑。

有一天，我想起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教郭靖双手互搏，入门课是一手画方，一手画圆。后来我在同学中试验，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成的，无论聪明与否。跟老太太一说，有个智力测试，如此如此，果然把我娘的兴趣勾了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爹回来，看见一大沓被糟蹋掉的白纸，好奇地问：你画这么多梨子做什么？问明原委后，我爹随手抓过笔来，左手如山，右臂如弓，抬手就画，再看，赫然是左方右圆！

惊奇中，我爹摆摆手道：“这有什么新奇，当初我们到德国学习计算机原理课程，教授有个练习就是让我们左手写英文，右手写德文，体会计算机分时系统的工作方式呢。”

“您练了多久？”“一个月以后才像点儿模样。在国外举目无亲的，做点儿这种练习免得想家。”“一个月啊？”“那也得看谁”，我爹眯起眼睛说，“回国了我传授课程，也拿这个做例子，结果有人当场就做出来了，还加上了发挥。”“谁啊？”“吴文俊啊，下课就上来在黑板上练起来。”

吴先生德文稍差，英文法文都好，所以是左手英文，右手法文，居然是洋洋洒洒。而内容，竟是现场翻译《红灯记》选段！嘴里还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天，这哪是双手互搏，这是四国大战啊！

4。“罪大恶极”的数学家--潘承彪

谈到数学家，有位朋友提起了山东大学老校长潘承洞先生，问我是否了解。老实说，我对潘承洞先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关于潘先生，倒不是完全没的可说，可以泄漏一个堪称中国数学界“罪大恶极”的秘密。

不过，这个“罪大恶极”的主角，并不是潘承洞先生，而是潘承洞先生的弟弟，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娘回北京的时候没有接收单位，还曾经想找他帮忙调到农业大学。萨上中学的时候吃饱了撑的去撞汽车，恰好萨爹又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家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潘先生是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我家的事情担心，看到风中烧过的纸片乱飞，不禁疑云顿起，心想这孩子完了，完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看一眼啊，萨就在**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废话，孩子撞了，萨爹又不在家，一个人又急又忙，这不是正常的么？），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家里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给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我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罪大恶极”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相信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做出“罪大恶极”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它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是很多教授一起来的，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也还好是只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歌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只有不到1%。

是太难么？

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吧。

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证。勾股定理么，简直象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么。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么？！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