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糖原本也属于只允许运往英国的列举商品。1731年,在甘蔗种植者的要求下,砂糖能够出口到世界各地。然而在允许这样的自由贸易的同时,还附有各种限制条件,此外砂糖价格在英国又特别高,所以这样的放宽了的政策等于没有用。英国与他的殖民地,依然差不多是英国蔗糖殖民地所产砂糖的唯一市场。它们的消费量增加得迅速,尽管牙买加和被割让各岛的土地改良一天天加快,砂糖的输入在这20年内仍大有增加,然而输到外国去的,据了解而且不见得比从前多了特别多。
甜酒是美洲和非洲沿岸通商的十分重要的商品,从那里他们能够购回黑奴。
假如美洲各种粮食、腌制食品和鱼类的一切剩余产品,都定为列举商品,强迫进入英国市场,那就会和我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劳动产品发生冲突。所以这样的重要商品不但不曾定为列举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粮食与腌制食品,在通常情况下都被法律不允许输入英国,那也许并非为了关心美洲的利益,然而是为了防止这样的过大的冲突。
非列举商品,原本可输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与稻米,曾一度被定为列举商品,此后很快定为非列举商品,然而允许输往的欧洲市场,仍限于菲尼斯特雷角通过南的欧洲各国。依照乔治三世第6年第52号法令,一切非列举商品,都受到与此同样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南的欧洲各国,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我们不太担忧殖民地的船只会从它们那里把那些可以妨碍我国制造品的商品带过来。
列举商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美洲特有的产品,或者是母国没法生产的产品,至少是母国所不能够生产的产品。属于这一类的产品有蜜糖、椰子果、咖啡、红胡椒、烟草、鲸须、生姜、棉花、生丝、海猩皮和美洲其他各种毛皮、青、黄佛提树与其他各种染色树木。第二类,非美洲所特有的产品,母国也能够生产,然而他产量没方法满足他需求,大多数要依赖外国进口。属于这一类的有海军用品,如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铁、铜矿、生皮、皮革、锅罐、珍珠粉。第一类商品也就是说,便是最大量地输入,也不可能妨碍母国任何生产物的生产和销售。我们的商人,不仅想通过限制这样的商品,让这些商品仅可以销往自己国家市场,而且通过这样的限制,让他们能够在殖民地那里通过低价购买,然后在国内通过高价卖出,不仅这样想要在殖民地和外国之间,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转口贸易,那就是一定要通过英国为中心,也就是说,这些商品输入欧洲之前,一定要先运到英国。第二类商品的输入,据了解,也要妥善安排,避免妨碍自己国家同种产品的销售还有进口商品的销售。因为,通过征收恰当的税,那种商品总是会比前者稍微昂贵,然而比后者低廉得多。把这些商品限制在自己国家市场的目的,并非是要妨碍英国的产品,而是那些贸易差额觉得不利于英国的国家的产品。
不允许殖民地把船桅、牙樯、松脂、帆桁、柏油出口到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自然会降低殖民地木材的价格,因而会增加开拓殖民地土地的花费,然而这恰恰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本世纪初,也就是说,170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想要抬高他卖给英国的商品的价格,而且规定它的商品一定要用它自己的船只装运,按它自定的价格,而且按它觉得恰当的数量出口。为了对抗这个引人注目的商业政策,而且让英国尽可能不仅不依赖瑞典,而且无须依赖北方任何其他强国,英国对从美洲进口的海军用品,发放奖励金。这样的奖励金,让美洲木材价格抬高的程度大大多于因为限定木材可通过输入国内市场然而被压低的程度。这两个规定是同一时间颁布的,他的综合的作用,与其说是妨碍,还不如说是鼓励美洲土地的开发。
生铁和铁条,尽管在列举商品之列,然而从美洲进口,可免纳重税,然而从其他各国进口,该税一定要缴纳。所以该规定中的一部分内容起到了鼓励在美洲建设制铁厂的作用,尽管之中此外有一部分内容起了妨碍的作用,然而鼓励的作用比妨碍的作用大,没有一种制造业可以就像熔铁炉那样消费大量的木材,或可以就像熔铁炉那么促进遍地都是树木的国家的开发。
在这些规定中,有些能够提高美洲木材的价值,继而促进土地的开拓。然而这一点,既不是立法机关的目的,也不为立法机关所理解。他所产生的有利效果,尽管是偶然的,然而不会因此不真实。
英属美洲殖民地与西印度间的贸易,不管是列举商品还是非列举商品,都得到了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这些殖民地,现在变得那么人丁兴旺,繁荣昌盛。所以它们都可以为对方带来广泛的市场。假如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对于双方的产品,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英国对他的殖民地贸易所采用的宽大政策,大体上局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然而对于殖民地更高级更精致一些的制造品,英国商人和制造者想把这一块蛋糕留给自己,而且请求国会,通过高关税阻止或绝对不允许殖民地制造品的贸易。
举例来说,从英领殖民地进口粗制砂糖,每英担(相当于50公斤)仅需要纳税6先令4便士,白糖需要纳税1镑1先令1便士,单制或复制的精制糖块,需要纳税4镑2先令5便士又8/20便士。在课税这样重时,英国是英领殖民地进行砂糖输出的唯一市场,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场。这样而来高的关税,起初所产生的作用等于不允许白糖或精制砂糖,让其没方法供应外国市场,现在又等于不允许制造白糖或精制砂糖,让其没方法供应那也许占其的全部产量9/10以上的市场了。所以,法国蔗糖殖民地有特别发达的砂糖精制造业,然而在英国殖民地上,除供应殖民地本地市场的精制业外,简直没有其他砂糖精制业。
当格伦纳达被法国人占领时,其他各蔗园,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厂。然而一经英国人占领,这一类制造厂就差不多全部遭到放弃。现在(1773年10月)我相信,这岛上至多然而有两三家工厂。然而,现今因为海关宽纵,白糖或精制糖,若可以从块状研成粉末,大多数时候可作为粗砂糖输入。
英国,一方面可以允许生铁和铁条从美洲不纳税输入(由他国输入,那没方法免税),通过奖励美洲这样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却又绝对不允许在任何英属殖民地上建立制钢厂与铁工厂。它基本不允许他的殖民地人民为自身消费而制作这样的精制品,却要他们向其他的商人和制造者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这一类物品。
它又不允许由水路,甚至不允许通过车马等陆运工具,把来自美洲的帽子、羊毛和毛织物,从一州运往另一个州。这样的条例,特别有效地阻止该殖民地建立这一类商品的制造业,从而制止他远距离的贩运,这样而来就让殖民地人民只可通过停留在经营大多数时候仅供自己使用或本州邻人利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制造业的水平上。
不允许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可以制造的一切物品,没方法依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和劳动投在自己觉得最有利的领域里,这明显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然而,这样的禁令,尽管是那么不公正,却没在特别大程度上伤害殖民地。土地还是那么低廉,劳动力还是那么昂贵,以致他们仍可以通过比自己制造更低廉的价格从母国输入差不多一切种类的精制品。
所以,即便不允许他们建立这一类制造业,然而在他们现有的改良情况下,他们一思考到自身的利益,也许就会让他们不情愿经营这样的事业。在他们目前的改良情况下,这些禁令,也许没有能力拘束他们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没方法投在按自然趋势要投的领域。然而这是母国商人和制造者,因为无依照的嫉妒毫无理由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无理的奴役的标记。然而在比较进步的情况下,这样的禁令,特别可能成为没方法容忍的真正的压迫。
英国规定把殖民地几种非常重要的产品,只允许流入到它的市场,同时作为补偿,它使殖民地这几种产品在该市场中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对由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种产品课以高关税,然而对由殖民地进口的却给予奖励金。以前的一种方法,它在国内市场里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占有很大优势,以后一种方法,它使殖民地的生丝、亚麻、靛青、大麻、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占有优势。通过奖励金鼓励进口殖民地产物的第二种方法,据我了解,只有英国在这么做。那么第一种方法不是英国独家的做法。葡萄牙不满足于仅通过高关税限制使殖民地之外任何其他地方进口烟草;干脆采取重罚手段严格不允许这一行为。
英国允许把外国货物进口时所纳的税,在它的再出口时,退还一部分。退税的数量差不多总是是一半,有时是大多数,有时也能够是一切。假如外国货物进入英国时需收极重的税,然而在再出口时又不许退税,那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承受这样的再出口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出口时退还部分的税,那么商业体系那么提倡的转口贸易就根本做不下去了。
我们的殖民地,而且不是独立的国家,然而英国又获取向殖民地供给一切欧洲商品的垄断权利,英国就可像其他国家对付殖民地一样,强制他所属的殖民地,承受这样的在进入母国时已被征收重税的商品。在1763年以前,大多数外国货物,在输送到我国殖民地时和输送到任何独立国家时一样要退税。然而,1763年乔治三世第4年第15号法令,在特别大程度上取消了这样的宽松政策,它这样规定:“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制造品,从本王国输送到任何英国美洲殖民地时,称为过去的补助税的那一种赋税的任意部分不得退还,然而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除外。”在该法律颁布之前,有特别多种外国货,在殖民地购买比在母国购买要便宜;现在,有些货物仍然这样。
这里一定要指出来,在制定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大多数条例时,充当顾问的人大部分都是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商人。所以,这些条例,对这些商人的有利程度自然要多于殖民地或者母国,这是一点也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们有向殖民地供应欧洲货物的垄断权,这样不仅能够购买殖民地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样的垄断权,明显是把放弃殖民地的利益作为代价来保护这些商人的利益的。他们在把欧洲与东印度大多数货物再出口到殖民地去的时候,就又像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去一样,享有退税。这样的退税,也就是说,依照重商主义的利益观念,也是通过放弃母国的利益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于,对运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国货物,尽可能少纳税,对输入英国的外国货物,尽可能收回所垫付的税。这样而来他们就可以在殖民地售卖同样多货物,得到较多的利润,或售卖较大数量货物,得
到与此同样多的利润,因而可以从两方面都得到利益。
殖民地的利益与此同样,通过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尽可能多的这一切货物。而且这样做不必总是思考了母国的利益。退还这些货物输入时所纳税的大多数,会影响母国的收益;因为有了这样的退税,外国制造品更方便地运到殖民地,使得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降价售卖,这就会影响到母国的制造业。人们常说,如果德国亚麻布再输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大大推迟了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进步。
除了对外贸易,英国殖民地的人民,在其他每一方面,都有完完全全的自由,依照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同等,不仅这样,与此同时,有个人民代表会议来保证这自由。人民代表议会,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决定是否能够课税通过维持殖民地政府。这样的议会的权力,超越了行政权力,也就是说,最地下或最可憎恶的殖民者,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害怕总督或省内文武官吏对他们的愤怒。殖民地议会,也和英国众议院一样,尽管不必完完全全代表人民。行政机关也许无力收买议会,不仅这样行政机关经费由母国支付,亦无收买议会的必要。所以,通常地说,这样的议会也许更受选举人意志的影响。殖民地参议院和英国贵族院相当,然而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构成。
在有些殖民地,举例来说,在新英格兰的三个殖民地,这些所谓的参议院议员,并不是由政府指派的,而是由人民的代表推选出来的。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有世袭的贵族。在一切殖民地,就像在其他自由国家一样,老殖民家族的后裔,虽比有同等功绩同等财产的暴发户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然而亦只更受人们尊敬,没有烦扰邻人的特权。在目前骚乱发生以前,殖民地议会不仅有立法权,不仅这样有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与罗得岛,总督也由议会选举。在其他殖民地,议会规定的赋税,由议会直接派专门的人员出动征收,征收员对议会直接负责。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就会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他的政府,特别是新英格兰那三个政府,通常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过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政府形式是他们国内政府的翻版。这样的政治,独断地把权力授给一切下级官吏,因为相隔遥远,这样而来的独断权的执行,很容易比平常还要强暴。我们明白,在一切专制政治之下,首都总是比其他的城市有自由。君主自己,并不想破坏正义的制度,更不想压迫人民大众。首都就是君主所在地。他们的存在多少让他周围的官吏要收敛一点。然而接下来的官吏可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因为老百姓的抱怨无论如何也传不到君主的耳朵里。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总是比以前人们所明白的最大帝国的最远省份还要远得多。自从有了世界以来,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可以给那么遥远的省区人民通过完完全全的安全保障。法国殖民地的行政和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行政相比,总是是较为宽宏温和。这样的较好的政治和法国民族的性格相对应,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对应,他们政府的性质,和英国相比,尽管要专横一点,然而和西班牙葡萄牙相比,显得比较合法、比较自由。
在一切欧洲殖民地内,一切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活在温带的欧洲人,据了解,不适应在西印度的炎炎烈日下从事耕种劳动。依照现在的情况,栽种甘蔗,完全是手工劳动。许多人觉得,利用锥犁会有许多的好处。然而犁耕的利润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牛马的管理水平,奴隶耕作的利润和成效,与此同样也取决于对奴隶的管理水平。我想,通常都承认,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管理奴隶。关于给予奴隶一定的法律保护,让他们不受主人侵凌的这样的做法,仿佛在政治非常专制的殖民地比在政治完完全全自由的殖民地更容易施行一点。
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干扰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主义国家,主人要么是殖民地的议会代表,要么是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除非经过全面的思考,否则不敢轻举妄动。他没办法不充分尊重他们,这样而来他要保护奴隶自然难度要大一点。然而在比较专制的国家里,地方长官干涉私人财产是常有的事情,要是有人不依照他的看法办事,他能够发出传票逮捕他们,所以,假如他要保护奴隶,工作要容易做得多;只要他有一颗寻常人的善良的心,他都会这样来做的。地方长官的保护,让主人不敢虐待奴隶,因而没办法不给予相当的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让奴隶不仅诚实,不仅这样,还会更睿智,所以变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此而在必定程度上对主人忠实,而且照顾主人的利益。自由佣人常有的这样的德行,奴隶绝不可能有。在主人有完完全全自由而且不受他人干涉的国家,奴隶通常受到着奴隶的待遇。
我相信,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能够证明,与在自由的国家里相比,奴隶在专制的国家里情况要好。在古罗马史上,第一个保护奴隶让他不受主人欺凌的长官,就是生活在由皇帝统治的国家。当维迪阿·波利奥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他的一位只是犯了一点小过失的奴隶的身体切成小块,然后投入池中去喂鱼的时候,皇帝十分愤怒地命令他马上把该奴隶释放,而且把他其他的奴隶同时也释放。在共和政治下,长官没法有充足的权力来保护奴隶,那就更谈不上处罚奴隶主人了。
以上所述,是欧洲各国对他所属的殖民地的政策的基本形式。
所以,关于美洲殖民地最开始的建立与后来的繁荣(仅就内政方面说),欧洲政策差不多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最开始调节计划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准则和动机,仿佛是非常的愚蠢和不道义。寻求金银矿山,足见他的愚蠢性;觊觎从没有损害过欧洲人,不仅这样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早的冒险家的善良人民居住的家园,足见他的不道义。
后来建立殖民地的那些冒险家,仿佛除了想找金银矿山外,还有其他比较合理比较可称赞的动机,然而就是这些动机,也没方法为欧洲的政策增添光彩。
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国内受到限制,所以逃往美洲通过寻求自由,他们在新英格兰先后建立了四个政府。英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好不到哪去,他们也逃往美洲,而且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却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由于受宗教法庭的迫害,他的财产被剥夺,流亡巴西。他们以身作则地在原本是为流窜犯和娼妇居住的殖民地,带去了某种秩序和产业,而且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在这些情况下,让人民侨居美洲而且从事耕作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和精明,而是它们的乱政和不义。
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建立这样的殖民地的一点举足轻重的计划和计划的实施,都没有丝毫功劳。征服墨西哥,不是西班牙枢密院的计划,而是古巴总督的计划。然而实现此计划的,乃是勇敢的冒险家的精神。总督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冒险家,不久他就懊悔,遇事加以掣肘,而没有让该计划失败。智利与秘鲁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陆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这些地方时,除了得到西班牙国王允许而且通过他的名义建设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国家的任何奖励。这班冒险家,都是自己冒险出资。西班牙政府,没对他们有什么帮助。至于英国政府,对他所属一点举足轻重的北美殖民地的开拓,也与此同样没有贡献。
这样而来,欧洲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美洲各殖民地最开始的建立与现在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呢?在一个方面,也只只是在一个方面,作出了特别大的贡献。它哺育、造就了能够完成这样伟大事业、建立这样伟大帝国的人才。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造就这样的人才,事实上也不曾造就这样的人才。这些殖民地应该把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和他们所以具有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政策。一点最举足轻重的殖民地,就他内政说,亦就只有这一点,应归功于欧洲的政策,其他的就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