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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或者生产性以及非生产性劳动（第1页）

第三章论资本积累或者生产性以及非生产性劳动

有种劳动加在一个物体上就能够增加其价值，另外一种劳动却并没有这种作用。前者因为它能够增加价值，能够称作生产性劳动，后者因为并没有这种作用，可以称为非生产性劳动。所以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常常把其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价值还有其雇主的利润的价值都加在他所加工的原料中。相反，一个仆人的劳动却不增加任何的价值。即使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雇主预先支付，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花雇主的钱，其工资的价值通常和利润加入了劳动后增加了价值的物件中一并获得了回报。而一个仆人的生活费用则是永远无法回收的。一个人通过雇佣大量的制造业工人能够致富，而因为大量雇佣家丁能够变穷。

事实上，仆人的劳动也有他的价值，就像前一种劳动一样应该有其回报。不过制造业工人把他的劳动固定体现在某一个特定的物品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上。在那个劳动消失之后，这个商品最起码还可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宛如它是把一定量的劳动储存起来贮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个物品，或者说也是同一回事，也就是那个物件的价格，假如需要的话，能够把原先生产它所投入的同等劳动日后再投入运转。反之，一个仆人的劳动就不会把自身固定或者体现在某一特定物品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上。他的服务性劳动在他做事的那一瞬间常常也就消失了。身后很少有什么痕迹或者价值留下，并且可以用它来换取日后同等的服务性劳动。

生产性劳动者以及非生产性劳动者还有那一些全然不劳动的人，他们都一样是依赖这个国家的土堆，这一国家的劳动的年产物而生活。无论这个产物的产量有多大，但是它不会是无限的，它肯定有一定的限度。如此一来，因为每年的年产物肯定有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就肯定愈小，而来年的生产也会因之而变小。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部分就会愈大，而来年的生产也会因之而变大。除了土地上自然生产的物，都将是生产性劳动的成果。

虽然每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整个年产物无疑是注定了要全部用以供给其居民消费，为他们获取的收入。但是不论它最初出自土地，还是出自于生产性劳动者的双手，它当然都要划分成两个部分。中间之一，并且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首先注定要用来归还资本，或者说，用以补充从资本中取出的食品、材料以及制成品。另外一部分用以作为原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当做他的资本的利润，或者给其他的某一些人作为地租。所以，作为土地的生产物，其中的一部分要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要支付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如此一来它就组成了两者的收入，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当做他的资本的利润，以及另外某个人的收入——当做他的土地的地租。在一个大的制造厂里其产品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分配。其中一部分，并且总是最大的一部分要归还经营者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支付他的利润，这样也就组成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

任何的一个国家中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从来就是直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直接用于构成利润或者地租的收入则既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

任何人将其资本的某部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总是指望可以回收并附有利润。因此，他只用于维持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在对于所有者起资本作用之后，又构成对于生产性劳动人手的收入。而他把其资本当中的任何部分用于任何一种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那部分从投入的时候起就从其资本中撤了出来，而置于留下供直接消费的资本当中。

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那一些全然不劳动的人都是依靠收入维生。首先，在年产物中原来指定为某一些人的收入的那部分，它或者作为他们的地租，或者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其次，即使原本指定仅为归还资本以及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那部分，但是当它进入获得它的人们的手中的时候，维持他们必需生活以外的剩余部分或许会不分差别地用于维持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所以，不仅仅大的地主或者富裕商人，甚至一个普通工人，假如他的工资非常可观的话，他也或许会雇佣仆人。他有的时候也可能去看戏或者观看木偶剧，于是就把其工资的部分用于维持一班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了。他也或许交纳某种税收，这样他就帮助维持了另外一班人——诚然较为高尚以及有用的人——的生活。不过他们一样是非生产性人手。但是，原本注定要用以归还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在它并没有把生产性劳动力充分地调动起来之前，或者说它在并没有把它可能调动的一切调动起来之前，它是不会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的。一个工人需要在完成工作后才可以取得工资，然后他才可以以工资的一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而这一部分常常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仅仅是收入的节余。这种节余，生产性劳动者大部分只有非常少。但是，他们常常有一些。在交纳税收方面，因为他们人数非常大，在某种程度就可以弥补了他们个人纳税小的不足。所以，在任何的地方，地租以及资本利润都是非生产性人手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这一些是资本所有者常常有余的两种收入。他们既可以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也可以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但是，他们似乎对于后者有所偏爱。一个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在养游手好闲的人的身上，要比用在维持勤劳的人的生活上还多一些。一个富裕的商人即使只用其资本维持勤劳人的生活，不过他的费用，也就是说他在他收入的使用上，他也就像大领主一样那样养了一些游手好闲的人。

所以，生产性人手以及非生产性人手之间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里在非常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比例，也就是来自土地或者来自生产性劳动者并预定用于归还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以及预定用于归还地租或者利润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中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里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当今在富裕的欧洲各个国家土地生产物的非常大多数，经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预定用于归还声誉以及独立的农场主的资本；余下的部分才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在过去，在封建政府盛行的时候，产物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已足以归还用于耕作的投资。它常常就是几头可怜的牲口，而它们吃的又全都是并没有耕种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东西。自然那一些东西也可当做是天然产物的一部分。它一般也都是属于地主，并且是由地主垫付给耕种土地的人的。而产物的其余的全部也完完全全地属于地主，或者作为他的土地的地租，或者作为投在牲口上的资本的利润。那一些耕种土地的人常常都是农奴，他们的人身以及财物都一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一些并不是农奴的人而是自愿的佃户，他们所交的地租名义上经常要比免役租多不了什么，但是它实际上已经等于土地的全部产物。在和平时期，地主随时可以征用他们的劳动；在战争时期，能够征他们服役。他们即使住在离地主家较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同住在他家里的仆人一样依赖于他。土地上所有的产物无疑的是属于他的，并且他能够支配所有依靠他生活的人的劳动以及劳役。现在欧洲的现状是地主所得的份额不超过土地所有的产物的1／3，有的时候还不超过1／4。但是土地的地租在英格兰所有的发达地区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增加了2倍以及3倍。所以，这个年产物的1／3或者1／4看来已3倍或者4倍于之前的全部年产物。在改良的进程当中，地租即使在比例上增加了许多，然而在对于土地年产物的比例上却缩小了。

在欧洲富裕的国度，大量的资本都用于商业以及制造业。在过去的国家里，那样一点小小的商业就忙忙碌碌，少数的家庭以及粗糙的制造业只需要极小一点资本。但是，它们一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利润。利息率到处都是不少于10％，他们的利润肯定足以支付这种利息。在现在，在欧洲发达地区的利息率却并没有一个地方过高。而在某一些发达的地区，它已经低到3％。即使居民从资本利润得来的那一部分收入在富国中要远大于穷国，但是这是由于资本自身大得多的缘故。和资本相比，利润一般还是非常少。

所以，来自土地或者生产性劳动者之手的年产物中预定用以归还资本的那一部分在富国不仅仅要比穷国大得多，并且对于直接定为构成收入，即地租或者利润的比例也大得多。预定为了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基金在富国里也要比穷国里多得多，而其余在可能用于维持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基金当中，通常用于后者的基金的要比用于前者的还大得多。

这两种不同基金的比例肯定决定着每一个国家人民的普遍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我们就要比我们的祖先勤劳得多。由于今天预定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生活的基金在比例上和用于维持懒惰的人们的生活的基金要比我们祖先两三百年前的要大得多。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懒惰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人们勤奋的奖励。谚语说得好，玩能够不为了什么，工作可无法无所得。

在商业以及工业城镇里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依赖于资本的运作而生活，因此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勤劳、朴实、兴旺的。英格兰的许多城镇以及荷兰的大多数城镇就是如此。在那主要依赖作为宫廷长期或者临时住地的城市，比如罗马、凡尔赛宫要比涅以及枫丹白露，下层人民主要是依靠收入来维持生活，他们一般都懒散、**、贫穷。假如不算卢昂以及波尔多，那么在法国的任何的一个有议会的城市都没有什么商业或者工业。那里的下层人民主要是依赖于法院成员还有前来打官司的人员的花费来生活。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懒散，贫穷。卢昂以及波尔多商业的发达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后果。卢昂是从国外或者法国沿海省市运送到巴黎以供大城市巴黎消费的各种的货物的集散地，波尔多一样是加龙流域盛产葡萄酒的集散地。同样也是流入加龙的诸河的汇合点，世界上最为盛产葡萄酒地之一。那儿产的葡萄酒看来最为适宜于出口，或者说最合外国人的口味。

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肯定吸引大量资本来投资。而这一些资本的投入正是这两个城市人民勤劳的结果。在法国的其他的议会城市，除去为了维持本市的消费所必需的投资之外，好像再并没有什么更加多的投入，那就是说，那一些城市所能够容纳的只是非常小的一点资本。巴黎、马德里以及维也纳的情况与此相同。在这三个城市当中巴黎是最为勤劳的了。不过巴黎本身又是巴黎本地所有的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巴黎自身的消费是巴黎所有的商业活动的主要对象。伦敦、里斯本以及哥本哈根可能是欧洲仅有的三个城市：它们既是宫廷的长期的住地，与此同时又可看做商业城市。换言之，那一些城市的商业不仅仅是为了它们自身的消费，并且是为其他城市以及国家的消费。这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有利，自然而然使它们适于作远地消费的大多数货物的集散地。在一个大量收入被消费掉的城市，投资于除了供应本城市消费外的其他的任何领域以谋求利润，或许要比在一个下层人民除去从这种资本的投入中得到生计外，别无以为生的城市甚至困难得多。用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多数人的懒惰或许腐蚀着本应该由运用资本而维持生活的人们的勤劳，并且使在那里投入的资本也无法得到在其他地方的收益。在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合并前，爱丁堡几乎并没有什么商业或者工业。当苏格兰议会迁走以后，当它不再是苏格兰主要贵族以及绅士的必要住地之后，爱丁堡才变成一个有一些商业以及工业的城市。但是，它依然是苏格兰大法院以及海关税局等的所在地。所以，仍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继续在那儿花费掉。在商业以及工业方面它远远不如格拉斯哥，格拉斯哥的居民主要是依靠运作资本为生。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大村子的居民在制造业当中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后，因为一个大的领主在四周盖起了公馆，就会变得懒散以及穷困。

所以，看来资本和收入间的比例到处都在调整着勤劳和懒惰间的比例。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是资本占据优势，勤劳也就占据上风；任何的地方，收入占据优势，懒惰就占据上风。所以，资本的每一增长或者减少都会自然地导致勤劳的实际量的增长或者减少，生产性劳动人手的增长或者减少，还有最终该国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所有的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的增加或者减少。

资本因为异常节俭而增长，因为挥霍以及渎职而减少。

一个人无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了什么，他都会把它加到自己的资本当中去：他或者用它来维持增加了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或者通过把它租借给别人，让其他人去这样做，以获得一定的利息，也就是一份利润。好像个人的资本只能靠他从年收入或者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样，一个社会的资本和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个人资本，只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增长。

非常俭省，而并不是勤劳，是资本增长的直接的原因。当然，勤劳提供了非常俭省可供积累的物质。不过，无论勤劳能产生什么，假如并不是异常俭省把它节省以及保存起来，资本就永远没办法扩大。

非常俭省通过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人手的基金的增长让生产性劳动人数增加，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增加了劳动投入对象的价值。所以，异常俭省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大。由于它把勤劳的附加值投入了运行，从而为年产物增加了附加值。

每一年所节省下来的东西就像每年所花费掉的东西那样有规律地被消费掉，并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不过是由不相同的人们消费掉的。一个富人每一年收入中花费掉的一个部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被他的游手好闲的宾客以及家仆消费掉的。他们消费之后不留下任何的东西作为回报。他每年节省下来为谋求利润而直接用作资本的一部分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并且几乎也是同时被消费掉。

但是消费的人不同。他们是劳动者、制造业者以及技工。他们会再生产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并且提供利润。我们假定他的收入是以货币支付的。假如他把它所有花费掉了，他的所有的收入可能已经购买了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并且已经分配给了前面一种人。假如他节省收入的一部分，把那一个部分亲自或者由其他什么人作为资本直接投资来谋取利润，则那部分钱所能够购买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就肯定是为后一种人保留的。同样是消费，但是消费者完全不同。

一个节俭的人节约下来的钱不仅仅以维持当年或者下年增加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并且像一个社会救济院的创办人，他好像建立了一个为了维持将来同等数量人手生活的永久性基金。这个基金的永久性拨款以及目的即使并不是总是受到任何的成文法，委托权或者永久经管契约的保护，但是它却总是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原则的保护，那就是每一个将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白无误的利益。假如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那一些违背这个基金正当的目的人肯定会要遭受明显的损失。

挥霍者就是如此滥用资本的。不量入为出，他蚕食着自己的资金，就好像把某一些虔诚基金的收入滥用在亵渎的用途上一样，他把其父辈用节俭积累下来要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生活的基金支付了游手好闲的人的工资。因为预定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并且由于这一切取决于他，他肯定就会减少雇佣能增多物品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结果全国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也肯定减少。假如某一些人的挥霍无法由其他的俭省而获得补偿，则每一个挥霍者的行为通过用勤劳者的面包来喂养游手好闲者，不仅仅会自身变成乞丐，并且会搞穷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