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司汤达(1873一1824)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红与黑》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出身于法国南部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母亲在他七岁时去世,他从小跟着外祖父生活,外祖父是一个虔诚的伏尔泰信徒,司汤达从他那里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思想教育。1799年,司汤达中学一毕业就到巴黎参加了拿破仑部队。他跟随拿破仑到过意大利、德国、俄国,并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1807一1811年,他曾先后担任拿破仑帝国的皇室领地总管和军事委员会专员,直到拿破仑垮台前夕,他一直忠于自己的职守。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拿破仑垮台以后,司汤达不愿意向复辟王朝屈膝投降,于是他到意大利米兰居住了七年。他一生与意大利有着不解之缘。他曾自命为米兰人,并在遗嘱中嘱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的字样。七月革命后,司汤达担任意大利一个小城市的领事,这次他在意大利居住了十二年。由于教皇和密探的监视,使他一直郁郁不乐,他认为这种任职生活无异于流放,于是他埋头奋力写作。这期间,他写了《巴马修道院》(1813),《亨利布吕拉尔一生》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
《红与黑》这本书讲述的是主人公于连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步步向上爬升,官至爵位,拥有大片田产,还经历了两次与上层贵族女子的爱情故事,但最终,还是从社会上层的云端高处重重的掉了下来。有人说《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的一生就是作者司汤达的一个缩影,主人公于连是一位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人,本想在这位巨人的旗下,驰骋疆场,草马革尸,可这位英雄已权倾势去。除了做一位伪善的君子外,他别无选择。他发现从事神职是飞黄腾达的捷径,于是,便去市长家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因与女主人发生恋情,被迫到神学院去学习,后又经人引荐,到巴黎一位侯爵大人府上当秘书,又同其家小姐发生恋情,本想借此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却因市长太太告发他,他便开枪射杀她,后被判刑。于连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这是一个“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这就是司汤达和盘托现在我们面前的于连,带着他的全部善与恶、优点和缺点。司汤达无疑对于连满怀同情,他把自己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他的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赋予了这位小资产阶级英雄;他欣赏于连,尽管他无情地指出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投靠恶势力的于连是个达尔杜弗莫里哀的喜剧《达尔杜弗》的主人公,伪君子的典型形象。,却还是认为这个罪犯比所有那些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要纯净、高尚得多;最后,他清醒地承认孤军奋战的于连必然失败的结局,从而昭示了个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观真理。
作为一种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王朝复辟时期,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才智之士"的代表。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早在心目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惟一合依据。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与毅力上大大优越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在这风云变幻的200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这部小说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场景和丰厚的内涵。小说是一幅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画,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的法国从小城到省城直至京城的贵族、教会、资产阶级和贫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是一篇挑战旧社会的战斗檄文,如同这部小说的名字,“红”是指反抗复辟制度的叛逆者于连,“黑”是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等在内的黑暗势力,小说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是一部灵魂的哲学诗,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小说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作者并没有从概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与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难怪《红与黑》备受后来作家的追捧: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真正的杰作的文学书。
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是历久弥新的。于连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当时的法国大革命背景中,作者通过于连的经历开展的对人性的探讨,无论多久,都对后来人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这是一首关于“人的灵魂的哲理诗”,只要你用心读了,心中也就会有属于自己的“红”与“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