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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客观规律才是根本的东西（第3页）

创造财富也有大的道理，如果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耗财富的人少，管理财富的人力求勤奋，使用财富的人舒缓而节俭，则财富就经常保持充足。

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财富来使自身发展，不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自身的血汗来发展财富。

从来没有上面的人喜好与人相互亲爱，而下面的人不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的；也没有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而这个事完不成的；没有存在府库里的财富，就不是真正的财富。

孟献子说：“容纳养育马车的人家，不注重于鸡和猪的利益；能够凿冰使用的家庭，不畜养牛羊来获取利益；有百乘马车的家庭，不畜养善于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不如有强盗似的善于掠夺的家臣。”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的才行。

能够增长国家所有而专心从事于财富使用的人，必然来自小人。君王如果善待小人，使用小人为国家增长财富，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

【说明】治理国家首先在于家族里实行平等，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和规律，才能治理国家，才能平定天下。所谓平定天下，就在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在于能够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上要尊敬老人，人民才会兴起孝敬的风气。上要重视、崇尚长辈，人民才会兴起有辈份次序的风气。上要体恤周济孤寡的人，人民才不会背叛、背弃这个国家。所以君子要有度量和规矩之道。领导人带头行善事、做好事，下面的老百姓也就会跟着行善事、做好事。这就是“风气”！所以，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首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而平等的实行，关键在于领导人、统治者，也就是“上行下效”。这里所说的度量和规矩之道，就是指法度、法则、法规，“不依规矩，不成方圆”。

既然厌恶上面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上面的这些来对待下面的人；既然厌恶下面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侍奉上面的人；既然厌恶以前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后辈的人；既然厌恶后辈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前辈的人；既然厌恶右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左边的人；既然厌恶左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右边的人。这就称之为有度量有规矩的道路。现在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每每强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打我一拳，我就必须要还你一脚。还有一些人，“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不思改变婆婆对媳妇的关系，反而依照原来婆婆的不良行为来对待自己的儿媳妇，亦导致了婆媳关系的不和睦，这其实并不是我们人际关系中的最佳行事方式。人们之间相处，在于用最佳的行事方式，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而建立起这种关系，在于人们之间的对等原则。但依照对等原则，并不是说要以怨报怨，以仇报仇，而是要人们用最公正、公平的社会行为规范来作为回报。也就是说，对我的怨恨，我既不用同样的怨恨，同样的仇恨，也不用恩德来回报，而是用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回报，即，我按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做我该做的事情，公正、公平地回报对我的怨恨与仇恨。如果是社会上的侠义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或者是基督教所说的，你打我一耳光，我再送上右脸让你再打一耳光；或者是你吐我一口唾沫，我连擦都不擦，让其自干，“唾面自干”，这些都是孔子所反对的。不论他人对我是什么，我都必须按照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回报，该规劝、该告发、该帮助、该怎么样怎么样等，视情况而定，即使有时候违背了亲情，即使有时候显得很无情面，但决不超出原则。如果对我的是恩德，那我就用恩德来回报；但我所用的恩德也要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为了回报恩情而与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相违背，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如果人情大过王法，大过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屈从于人情，也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孔子对颜渊的丧事的态度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所以作学问不能断章取义，不管上下文，只抓中间一句两句话，每个思想，都要作整体的研究才行。

《诗经》上说：“快乐啊君子，是人民的父母。”人民所喜好的君子也喜好，人民所厌恶的君子也厌恶。这就称之为人民的父母。人民一贯都称统治者、领导人是父母官，《康诰》上说：“如同保护天真无邪的儿童一样。”心里真诚地求保人民，爱护人民，也就如同父母爱护儿女一样，所以统治者要以人民的愿望为重。就其实，纵观上下五千年，横览世界各地，所有普通老百姓的愿望都是“安居乐业”，要求都不高；只要有饭吃有衣穿，稍微有点积蓄，也就可以了。只要统治者不横征暴敛，不有所为，老百姓没有谁想起来造反，也没有谁想离乡背井。所以，完成人民的愿望，也就能做人民的父母官了。而达到或完成人民的愿望，也都是快乐的了。

《诗经》上说：“雄伟高大的终南山，山崖险峻不可攀；权势显赫的尹太师，百姓的目光都注视你。”所以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慎重，回避人民所喜好所厌恶的，就会被天下人民所羞辱。人民所喜好和所厌恶的，都是人民的愿望，对于人民的愿望，统治者决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和方法。就如一个企业，职工的愿望是为了在这个企业有发展前途，或者是能“安居”并“乐业”，他们要求并不高，劳有所得，多劳多得。如果企业领导人不能达到或完成职工的这个愿望，必然就是人心离散。职工们就会羞辱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外面的人也会羞辱而且瞧不起他。

《诗经》上说：“殷朝还没有丧失大众民心的时候，能够完成并能符合上天的旨意；应当用殷朝的兴亡作为鉴戒，认识到守住天命并非容易的事。”国家的道路得到大众的承认和拥护，就能得到国家；失去大众的承认和拥护，就会失去国家。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还有许多领导人不懂，很多人一旦上台执政，便为所欲为，以“我”的思想为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认识到时代的趋势，环境的变化，最后导致自己的垮台。不仅一个人有自己的道路和规律，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道路和规律；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而担当了一个领导人后，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所管辖的团体和人民负责。所以，领导人认识到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如果人民都认识到了而领导人执迷不悟，则就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而失去大众的承认和拥护，就会失去自己的位置。

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慎重地对待客观规律，有规律如此便能有人民，有人民如此便能有土地，有土地如此便能有财富，有财富如此国家便能有开支。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也都是客观规律，认识到客观规律的变化，慎重地对待客观规律，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有了人民的拥护才等于真正拥有这片土地，因为没有人民的土地只能称之为荒郊野外，这样的土地是不能生产出财富的。这片土地上有了人民，这些土地就可以生产财富，国家有了财富才能有开支，才可以养兵以强大国防力量，以保证经济基础的发展，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客观规律才是根本的东西，财富只是枝节末梢。因为认识不到客观规律，就等于不知道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而不知道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就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而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就等于是失去了土地；而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是失去了财富；而失去了财富，国家就等于没有开支；而国家没有开支就等于国家不强大；而国家不强大也就意味着就要完蛋了。所以，认识到这个规律，就懂得财富只是枝节末梢的，它可以找到、可以生产出来、也可以抢夺得来，但它都会失去。而懂得根本的规律后，既可以生产出财富，也不会失去财富。

所以，将根本的放在外面，内里却重视枝节末梢的财富，人民就会相争，互相劫夺。这是表里不一致才造成的、导致的，因为有些领导人口是心非，口口声声谈道路和规律，而内心里却是重视财富，他们的这些伎俩其实都瞒不住人民。领导人其实只要稍微替自己少着想一点，私欲少一点，人民都会象他一样安居乐业的。领导人首先来掠夺，来横征暴敛，那么普通老百姓也会跟着来抢夺了。

所以君子聚敛财富人民就会离散，财富散落在民间，人民就会聚集在君子周围。

因此，政令违背正理公布出去，人民就会违背正理来报复；财富违背正理收入进来，亦会违背正理散失掉。

《康诰》上说：“惟有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国家的道路很好则会得到国家，国家的道路不好就会失去国家。时代要发展，肯定就会变，所以，一个人的道路也好，一个企业的道路也好，一个民族的道路也好，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好，都要跟着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不断改变，都要跟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才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地球围绕着太阳自转和公转，猛一看好象天天都一样，其实不一样，每天都不相同。积累下来，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乃至几十万年，这个变化就大多了。所以，任何道路和规律都不会始终如一的，其都是有变化的。认识到这些变化的道路和规律，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化，才能称为走得好道路，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就不会失去国家了。作为个人来说，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就等于获得了成功。

《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宝贝，只有把‘善’当作宝贝。”舅犯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宝贝，只是把热爱亲族当作宝贝。”这就是说，要把“与人为善”、“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如何，就决定了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与否；与自己身边的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生活就愉悦而轻松了许多；身边如果都是仇、怨之人，这种生活必然也就很痛苦了。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因此，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自己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使更多的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就是“与人为善”、“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

那么，怎样做到“与人为善”、“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呢？《泰誓》上说：“假如有一个大臣，只会判断事物而没有什么技能，其心地很美好，好象能容纳天下一切事物。别人有技能，就好象自己有技能，别人才智俊明，他心里就喜欢，不只是在口头上称赞，实际上他也能容纳。他这样就能保护我子孙和黎民百姓，而且有利于黎民百姓。如果别人有技能，嫉妒憎恨而且厌恶他们；如果别人才智俊明，就设法压制阻止，使其不被重用；实际上这是不能容纳别人，这样的人就不能保护我子孙和黎民百姓，这样的人就危险了。”

所以，唯有那种能爱人的人，才会把这种嫉贤妒能的人给以流放，驱逐到四夷居住的地方，不让他们同住于中国。这就称之为：“唯有仁人能爱护人，才能有羞耻羞愧之心于人。”这句话见于《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关于“仁”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没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心态，能团结和睦于人吗？显然不能。没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心态，会有羞耻之心吗？显然也没有。所以“仁”的核心就是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有着良好心理状态的人才能团结和睦于人，也只有有着良好心理状态的人才会具有羞耻之心。而一个人一旦具有了羞耻、羞愧之心，也就是他对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反思，也就是说他承认社会行为规范的合理性，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批判。因此，把嫉贤妒能的人流放，就是让他们产生羞耻羞愧之心，这就是仁人爱护人的行为，“耻于为伍”。

见到贤能的人而不能举荐，举荐了贤能的人而不能领先于人民，就要教诲。这句话亦见于《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孔子说：“见到贤人就想向他看齐，与他平等。见到不贤能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一下。”这是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判断标准。君子是向上，向好人学的，向好的思想学，向好的行为学，最终学得与贤人一样。而小人一般不能做到向好的思想学，向好的行为学；因为学习好的东西很累，要受到种种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吐痰，好的行为是随身携带纸巾之类的东西，在纸巾上吐了痰后，寻找一个垃圾箱扔进去。这比随地“呸”地一下吐出去是要不方便，是要累得多。然而这“呸”地一下吐出去的后果小人是不会去考虑的。而在见到不贤者的行为时，君子是从自己内心审视自己是不是也有其不好的行为，如果有，马上就改正；如果没有，就会庆幸自己没有做出那些不好的行为。又比如吐痰，君子看到别人随地吐痰后，立即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这样做？而小人在看到别人随地吐痰后，便会觉得这很惬意，很爽快，“呸”地一下吐出去，舒服。他绝不会反省一下这样做好不好。循规蹈矩地做个好人，要遵守、服从若干社会行为规范，是很累，但这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给社会带来好处。当然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因此，见到不善的不能退避，退避而又不能远远地，就有过错。这就是曾参或者是他的弟子们与孔子的差距了。孔子是“见不贤而内自省”，内心审视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如此。曾参或是他的弟子们采取的却是“见不善”而“退”之，也就是说见到不善的就要退避，远远逃开，“惹不起躲得起”。当然，躲得远远的，要比同流合污要好得多，起码这就是认识到善与不善的分别。然而，如果用正确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帮助不善之人改掉不善的行为，那就更好了。

所以，喜好别人所羞耻羞愧的，羞耻羞愧于别人所喜好的，是称为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然涉及到自身。因为很多社会行为规范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大多数人所共同遵守的。如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违背了人的本性。而违背了人的本性，与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灾祸当然也就来了。

所以君子要想获得人生的大道，必须以忠心和诚信得到，如果骄傲而且放纵傲慢，则就会失去。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然而想要获得正确的道路就不容易了。什么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呢？怎样才能获得呢？人生正确的道路不仅仅是选定了一个目标就可以确定的，也不仅仅是树立起一个理想就可以获得的。人生正确的道路要在人的这一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自己，才可以获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如何，就决定了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与否。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意思是说，一般的人由于不能“三十而立”，树立不起自己的思想，故而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受时代影响、受周围人群的影响。受到影响以后也就产生了自己的习惯、习俗，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同，故而每个人的习惯、习俗也就不同了。那么，有谁不会受到影响呢？只有具有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的很愚笨的人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具有了上等的智慧，也就看透了一切，了解了一切，懂得了一切，理解了一切，因此他不会被环境所左右，不会被时代所左右，不会被其他人所左右。他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性格，便能够超然独立于环境之上、时代之上，独立于其他人之上，所以他不移。而下等最愚笨的人由于根本不懂得环境、不懂得时代、不懂得其他人的习惯、习俗，他只知道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要穿，其它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也不为所移。因此，阳货之“陪臣执国命”，是被环境所左右的，是被时代所左右的，是被自己的私心、私欲所左右的，因而是没有智慧的人。而与没有智慧的人相共事，那是要倒霉的。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说要换个环境，其实都是被环境所左右着，如果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性格，超然于环境之上，还用得着换环境吗？

其次又可以看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那么“上智”与“下愚”只占人群中的很小一部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移”的，再根据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认定并不是不变的，君子如果自甘下流，也就是小人了，而小人如果“自行束、修”，具有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一个君子了。可“移”也就可变了。顺便说明一下，古人之称呼某些人为小人，并没有贬义，只是形容某些人只具有少年儿童的智力、智商，如同小小的人一样，便称为小人。不象现在，称呼小人是带有很大的贬义。

创造财富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耗财富的人少，管理财富的人力求勤奋，使用财富的人舒缓而节俭，则财富就经常保持充足了。这也称之为财富的规律。

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财富来使自身发展，不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自身的血汗来发展财富。这就是使用财富与消耗财富的不同。使用财富能使自己更加发展，使财富更加丰厚。而消耗财富却只能使财富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消耗殆尽。这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也有着不同的规律。

从来没有上面的人喜好与人相互亲爱，而下面的人不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的；也没有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而这个事完不成的；这其实也就是上文谈到过的上行下效的问题，处在上位的人既然能做到与人相互亲爱，那么他也就有着很好的行事方式；既然他有着很好的行事方式，那么仿效他的人也就会寻求很好的行事方式，而寻求到很好的行事方式后，什么样的事情也都能完成了。

没有存在府库里的财富，就不是真正的财富。这与上文所说的使用财富是同一个道理，既然是使用，就必然要有库存，库存的目的就是随时使用。这与现代所谓的黄金储备大概就是一回事。

比如，孟献子说：“容纳养育马车的人家，不注重于鸡和猪的利益；能够凿冰使用的家庭，不畜养牛羊来获取利益；有百乘马车的家庭，不畜养善于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不如有强盗似的善于掠夺的家臣。”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的才行。也就是说，各种层次不同的人家，或者是不同的行业，不应追求蝇头小利，应该按照自己的地位和行业标准来使用财富，使财富增值。再就是，作为国家，不应该使用善于聚敛财富的人来管理国家财务，因为所谓聚敛，只是对自己人民的收括和盘剥。而“盗臣”似的大臣，是使用财富，或者是对外掠夺财富，对自己的人民则不收括和盘剥。这亦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和规律。

能够增长国家所有而专心从事于财富使用的人，必然来自小人。君王如果善待小人，使用小人为国家增长财富，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本段话是全篇的结论，也就是“明明德”，明白那明白无误的规律的结论。明白什么规律呢？这就是要统治者、领导人或是君子们明白，一个国家，并不是仅靠所谓的“财富”就能够存在下去或维持下去的。对于这个问题，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曾经有过论述：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关于领导政治的问题。孔子说：“有充足的经济基础，有充足的军事装备，人民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经济基础、军事装备和人民信任这三者当中先去除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除军事装备。”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经济基础、人民信任这二者当中先去除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除经济基础。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一死，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失去了信任，那么国家也就立不住了。”

一个国家的强大，就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项，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细究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也就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问题。因为也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充足的军事装备，国防力量才能强大。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经济建设才能建立起来，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倘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统治者指挥不动人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军事装备和经济基础了。而这个信任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亲爱的关系问题，只有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相互亲爱，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互相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才会有力量，生产力也才能得到发展，国家也才能强大。“人类由史前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在适应各自区域地理环境下的全方位的演进。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演进、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研究》）。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国家的形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多么地重要。

然而小人们只会劝说君主拼命增加国家财富，而增加国家财富的目的则只在于君主以及他们的享受消耗。而不在于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得不到人民的忠心和诚信，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也就是说，最佳行事方式是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只有做到这三项，才能使一个国家做到真正的强大。这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