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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漕粮海运。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漕运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加上运河受水患破坏经常遭到阻碍,运费又高。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海运便利。海运曾行于元代至明代永乐间。道光帝将此建议交给有漕粮的省讨论,两江总督琦善、安徽巡抚陶澍请求把苏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两次运走。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仍然河运。为杜绝经纪人的需索、无端阻留、刁难,道光帝还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令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验收。六年春夏第一次海运漕粮成功,900只船运输漕粮160余万石。这种运法只坚持到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所谓折色是所征田粮折价征银纱布帛。第二是将纲盐法改为票盐法。清朝盐政向来采用明朝纲盐法。这种办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而盐引完全为盐商垄断。盐商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导致盐价提高,引起销售困难。不照章纳税的私盐泛滥,盐引滞销,盐税减少,盐商遭受打击,纲盐法难以存在下去。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纲,允许私贩经销的主张。道光帝支持陶澍于十一年推广这种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制度,打破了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盐价,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盐税,剥夺了官员利用盐政营私的途径。第三是打破了乾隆中叶以来的封矿政策,允许矿藏开采。乾隆中叶,乾隆帝害怕开矿会引起闹事,采取了封矿政策。道光朝后期道光帝提出任由老百姓自由开采政策,对开发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道光帝对于吏治整顿也有所行动。嘉道时期,官吏贪污之道除漕运和盐政外就是河防。为堵塞这一途,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要求禁止河工费让过往的官员、贡生、监生染指。这年四月,他还处分了一批贪污的河工官员。
道光帝与嘉庆帝一样都算是因循守旧的帝王,但道光帝毕竟比嘉庆帝多点改革精神。这里不妨举个小例子。《康熙字典》,恭维者说无一错误,直到乾隆王锡侯在《字贯》指出一部分,但惨遭文字狱。嘉庆一朝都是维护包庇。但道光七年,道光帝就冲破传统观念,让王引之作《字典考证》20卷,纠正它的错误。
道光元年的一个关键词是“陋规”。
陋规是好处费,是舟车费、行户费、火耗费、平余费、盐当费、规礼费等等,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官场潜规则和混浊吏治的幕后推手。
但是,存在即合理。道光朝陋规横行与其在官员中间实行低薪制密切相关。虽然这种低薪制自雍正时就已推行,但那时的官员还有“养廉银”,从督抚到知县,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到道光朝,国库吃紧,养廉银已是有名无实。至此,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粉墨登场,一方面补贴办公经费,另一方面官员们趁机中饱私囊。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究其实,陋规横行最大的危害是它重新定义了当时的官场文化和官员品质,制定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生存环境,从而萎顿了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皇帝作出一个决定:清查陋规。这其实是一种权衡或者说是无奈。国库里银子不多,要取之于民的话,不如我来给你们划清边界,该拿的拿,不该拿的绝对不能拿。
但道光皇帝没想到,自己其实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的谕旨颁布以后,没有听到多少叫好声,反而听到一片反对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陋规本来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准许,实在是有失政体。与此同时,那些靠陋规中饱私囊的官员也对道光皇帝制定游戏规则表示不满-以后要是只能拿办公经费的话,这陋规还有什么拿头呢?索性从财政划拨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面临流产。已经四十不惑的道光皇帝实在是困惑了-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事实上这样的困惑牵涉到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名与实,国体与政体,手腕与手段,道德与利益。他必须做出取舍。
很快,道光皇帝就做出了取舍-停止清查陋规。并且他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吏部尚书英和。正是英和建议道光下诏,清查各省官场的陋规,以整顿吏治的。至此,道光皇帝的权谋之道有一个阳光的开头,却只能有一个晦暗的结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权游戏背后,分明让人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软弱、慌张、忧伤与毫无主见。他想主导新的官场文化,重新定义道光朝的官员品质,不想自己竟淹没其中不能自拔,成为陋规现象的一大牺牲品。
陋规之害,已然可以击倒堂堂的大清帝王。自此之后,道光对这个国家,不再有什么制度上的贡献了。
从陋规出发,道光朝的吏治可以说是混浊的。各级官吏可以凭借权力向下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现金和礼物,以及向百姓索取除正税以外的各种附加费。而陋规中的捐纳制度其实就是买官卖官制度。道光皇帝自己也看不起那些靠捐纳入仕的官员,因为这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素质不高,上任后主要目的就是捞钱,以至于道光二年,他下谕旨说“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但这样的反击措施毫无疑问是软弱无力的。当官场亚文化绑架了道光皇帝后,众多捐纳入仕的官员和非捐纳入仕的官员就可以在帝国各地拼命扒分,道光帝即便有道德洁癖,又能拿他们怎样呢?只能是心里厌恶一下罢了。他后来多次对外放官员张集馨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惜,仅仅是说说而已,发一点牢骚。帝国的日子却还要过下去,有银子总比没银子好,哪怕这银子来路可疑……
官场亚文化绑架道光皇帝,也就绑架了道光王朝。这个王朝,劣币驱逐良币,在宦海浮沉中稳坐钓鱼台的是那些八面玲珑、圆通浮滑、投机逢迎的官员。这些官员遵循的官场秘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一秘诀可以说是道光朝官场亚文化的精髓所在,因为它体现了官场中人对皇权无原则地顺从和集体无意识地无所作为、苟安推诿。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蔓延成道光朝官官相护、官官相畏的官场潜规则。
那么道光对这样的官场集体无意识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道光三十年二月,侍郎周祖培上奏说及道光朝官场危象:“上司多为瞻徇,同官互相营私。”道光帝当然也意识到了,并且他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这实在是一种愤懑的心态。可愤懑之后则是无奈。虽然早在道光十二年,道光帝就采取行动,对一批庸官、劣官进行清理,比如当年六月,他命令各地督抚举报“贪酷不法,玩世不振及衰老疾病”的官员,八月又指示督抚对那些“才不称职,年历衰庸”的属员进行弹劾,可这样的举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道光帝的打击到最后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所以,道光也只能是默许乃至于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君臣互相欺瞒,日子得过且过。你把局面维持下去,我也不会让你难堪。这是一种默契,也是共同放纵。道光晚年倦于政事,十分讨厌那些看不完的奏章,可碍于皇帝职责不能不看,曹振镛便向他提议,说:“凡言官所上章疏,无论所言何事,重要与否,一概从中摘取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处罚。”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吹毛求疵,也是对政事的不负责任,但道光还是照此办理了。无非一个“拖”字嘛,将王朝拖下去,将日子拖下去,将世道人心拖下去,此时的道光帝从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愤青走向无所作为的老者,帝国的颓态已暴露无遗了。
他曾经要治吏,到最后却被吏给治了。道光朝的吏治最终沦为一场荒诞游戏,人人都与道光帝玩躲猫猫,道光帝原本也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发誓捉尽躲起来的猫猫们,最后发现,猫没捉住,自己却成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