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溥仪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提起来一批,管制一批。”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3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他把监狱当作自己的家了。1959年盛夏,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之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提出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一些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特赦,意味着不经起诉而出狱。对于这两个字,溥仪和其他人一样为之激动、振奋,他细细地体会着毛泽东的建议,玩味着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度与宽宏。他在一份手稿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
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不但溥仪自卑,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换句话说就是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竟是自己!
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后来的种种认识,正是毛泽东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学习改造的情况,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他亲眼看到:二妹已经创办了一个街道托儿所,二妹夫担任邮电部门的工程师;三妹夫妇正在区政协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四弟是小学教师。
当然,溥仪能够与弟弟、妹妹们相处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一次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上,载涛、溥仪及其弟弟、妹妹们也都应邀出席。周总理看到载涛与溥仪的几个妹妹坐在一起,而溥仪却单个坐在一边,便开玩笑说:“好啊,你们还把他当皇帝啊?”载涛赶紧召集大家与溥仪坐在了一起。谈话中,周总理特别表扬了刚刚出席人民大会堂群英会的七妹,但同时又循循善诱地说:“溥仪刚有进步,你们要帮助他。一个家族要争取先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你们家族中也是这样。后进的要向先进学,先进的也要把帮助落后的当作自己分内的事。”七妹从谈话中,悟出了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她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决心帮助大哥一起进步。
载涛欣喜地向溥仪介绍了家族的第三代。在载涛家里,溥仪亲眼看到,十几位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内屋外。在他的子侄中,一些已成为青年,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洪流中,他们中有工人、干部、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还有为祖国立下功勋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其中,有些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的先进行列。溥仪还见到了家族中的一些老人,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了安定、美满的生活,有的还被邀为地方政权的代表,参与协商党和国家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