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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皇位（第1页）

禅让皇位

禅让是乾隆进入老年后所作出的最英明决策，保证了大清由乾隆时代向嘉庆时代的平稳过渡。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整，选择在自己尚还康健清醒之际退居二线，无疑是他反复思量后的选择。《清高宗实录》记载，他曾在即位之初焚香默默祈祷上苍，若能像自己最崇拜的人——祖父康熙皇帝一样，在位达到六十年，到时就会主动退位。二十五年后，他又改口道：若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一甲子，也不会退位。但在乾隆四十二年，崇庆皇太后去世，此后时日里，乾隆心头再次将自己的传位愿望暗藏于心。几十年的掂量，使他对自己的晚年后事有了一个周全而成熟的考虑。

嘉庆元年正月，乾隆正式传位于嘉庆皇帝，他在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地结束了皇帝职务终身制。此后他以另一种姿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嘉庆。之所以说乾隆禅让是英明的，主要有以下论证。

第一，乾隆接受康熙晚年皇子夺嫡的教训，为防止祸起萧墙悲剧的发生，他需要亲眼看到自己选择的皇太子顺利登上皇位并巩固地位。嘉庆之前，乾隆曾按照秘密立储制，选立过两位皇太子，皆因默立储君早夭而失败。后来他在仅存诸子中，反复比较，最后确定了皇十五子，即后来改名颙琰的嘉庆皇帝。既然祖传秘密立储，乾隆便无法以皇帝身份公开培养皇太子，使其得到有效的锻炼，以便将来独立行使皇权。基于这种困境，乾隆选择践行诺言，禅让皇位，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来为嗣君保驾护航，促使其政治手腕渐趋成熟。尽管乾隆依旧手握最高决策权，但嘉庆帝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行驶了皇权。以往人们多认为嘉庆只是形式上的虚君，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军国要务上，嘉庆都已涉足最高权力。

第二，禅让不仅有利于嘉庆的政治成熟，更有利于最高权力的新老交替和国家的安宁稳定。正因为乾隆提前为皇位交接做了周全安排，因此当嘉庆四年正月他驾崩之时，“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乾隆丧事在有条不紊之中进行。

第三，禅让皇位，体现了乾隆对孝道的服膺和宣扬。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在“孝亲”上理应作出表率，这不单单体现在他对崇庆皇太后的孝敬上，更体现在他对先祖的尊崇上。许诺在位期限不超过祖父康熙皇帝，是他对皇祖的别样避讳与敬重。祖先所拥有的东西，作为子孙的应当全力避讳，康熙以在位六十一年而有“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身份，热爱康熙的乾隆自然不会去超越祖父所保持的纪录。

至于他退位后依旧手握大权，以往我们多从贪婪、自私角度去考评乾隆，这是典型的“革命史观”，有失偏颇。客观公正来看，乾隆的决策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值得称颂的。

第一，“敬天法祖”是传统中国的重要行事准则之一，退位后依旧认真工作，关注国家大事，是乾隆对帝王中的勤政楷模、皇父雍正皇帝的效法，乃是“法祖”的具体行为。第二，乾隆退位之时，虽然年过八旬，但他依旧身体康健，精力充沛，有能力继续处理一部分军国大政。第三，他以皇帝身份实际统治国家的时间长久，整整六十年，作为一位老人，难免会对昔日帝王生涯充满眷恋，难以割舍，因此，他不仅决定继续住在养心殿、皇宫依旧使用乾隆年号，而且还要继续把持重要事务的决策权。

另外，在名号上，乾隆自称“太上皇帝”而非“太上皇”，多一“帝”字，便犹如北魏献文帝以“太上皇帝”而领兵打仗一般，拥有了临民听政、参与机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与刘邦尊刘太公为“不预政治”的“太上皇”是不同的。既然在尊卑有别的传统中国做皇父、做太上皇帝，礼制自然要高于皇帝儿子，所以乾隆享有高于嘉庆的礼仪，也是应当可以理解的。乾隆并非图慕超级名号或蓄意制造“与众不同”，他没有像北周“天元皇帝”宇文赟那样自负到退位后“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简直成了天上的上帝。直到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乾隆还依旧保持着自知，遗命庙号只称“宗”，而不称“祖”，最终把自己定格在了大清的守成之君上。

乾隆禅让后继续掌权，体现了年过八旬的他对国家事务的操劳精神，值得赞佩。

尽管乾嘉时代转换依旧是中国君主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的新老交替，它不可能如民主时代的权力交接那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发挥榜样与示范的作用，但这也丝毫不该影响我们对那些无法逃脱时代巢臼的古代君主的积极评价。乾隆皇帝借登基一花甲之机选择急流勇退，退居二线，彰显了他对国家的安危存亡高度关注，展现了他的晚年英明与睿智。采取半退方式，从一线临朝到二线训政，从包揽一切皇权到“抓大放小”，不论对于嘉庆帝的政治成熟还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宁，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故可以这么说，乾隆不单单是中国帝制时代贪图享乐、劳民伤财的扰民之君，更是敢负责任、不辞辛劳并善于英明决策的贤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