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头子过得如何样?”
“我也去!”
“冻死你!”
她自己要在看不清路的雪地里跋涉七俄里。母亲变得越来越难看,脸也黄了,肚子大了,瑟瑟缩缩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围巾。我恨这条把她那又魁梧又匀称的身躯变丑了的披巾,因此我要撕掉这些穗缨;我也恨这所房子、工厂、镇子。母亲穿着一双破旧的毡靴,咳嗽着,震得大得难看的肚子直抖,她那青灰色的眼睛枯燥地发着怒光,常常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裸的墙壁,彷佛目光贴到那上面似的。她常常站在窗口发呆,好几个钟头没有反应。大街像人的颚骨,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歪斜,一部分已经脱落,笨拙地镶着大得和颚骨不相称的新牙齿。
“咱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问。
“住嘴!”
她和我说话向来如此,很简单明了地命令,比如:
“去,给我拿来!”
她不允许我上街,因为只要一上街就要被街上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每次回家我都伤痕累累。打架变成我惟一的快乐,甚至成为我的癖好。每当这时,母亲会用皮带打我,不过惩罚更激怒了我,每打我一次,我就会更频繁地跑出去打架,母亲把我也惩罚得更厉害,一次她把我打得太过愤怒了,我威胁说再打我就咬她的手,跑到野外去,冻死在外面!她一愣,一把推开我,在屋子里走了一趟,不知是因为累的还是打得太用力了,气喘吁吁地说:
“畜牲!”
愤怒和不解占据着我心中爱的位置,我有点变体加厉了。那些像鲜明而颤动的彩虹似的、称为“爱”的情感,在我心中凋谢了,愈来愈常常地爆发那总对一切都怨恨的带炭气味的青色火苗,那股沉重的不满的感情,那种在这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无聊气氛中孤独的感觉,死灰似的在心中冒烟。
继父一天到晚阴着脸,对我很严厉,不理睬我母亲,他总是吹口哨,咳嗽,每次饭后总是站在镜子前用火柴杆小心地长久地剔他那不平整的牙齿。而他愈来愈经常和母亲吵架,而且老是用那个让我怒不可遏的“您”!在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看来他是不想让我听见他的话,但我仍然细心地倾听着他那沉闷的低音。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声喝叫道:
“都是由于您这讨厌的大肚子弄得我没办法邀请客人,您可真是头蠢笨的老水牛!”
由于吃惊,由于令人无比愤怒的侮辱,我被愤怒烧红了脸,猛地从吊**蹦了起来,脑袋撞上了天花板,还把自己的舌头也咬破了。
每到星期六,家就有几十个工人到继父这里来卖粮票,这种粮票本来是用来在工厂开设的铺子购买食物的,是工厂主付给工人当工资的,而后父却以半价收购它们。他在厨房接待工人,神气十足,脸子黑沉沉的,坐在桌子上,拿着粮票说道:
“一个半卢布。”
“你不怕上帝……”
“我说,一个半卢布。”
黑暗的日子没有持续很长,在母亲生孩子之前,他们又把我送回了外祖父那儿。他已经住在库纳维诺,从山坡上通到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的沙土街上一所两层楼房里,他租了一间有俄罗斯式的大坑炉和向院子开着两个窗户的狭小房屋。
“噢,小鬼头又回来了,看来你这老不死的外祖父比你亲妈还要亲呢!”
他迎着我说道,尖声地笑着。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新的地方,很快,母亲、外祖母就带着小孩再次回来了。继父因为克扣工人工资被赶出了工厂,但是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一趟,又混上了车站售票员的工作。
过了很长一段空闲时光,我又搬回到母亲那里,她住在一所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后来,母亲把我送去了学校。入学伊始,学校就让我反感。
上学时,我穿的是母亲的皮鞋,大衣、黄衬衫和撒腿裤子是用外祖母的外套改编的,这些都引起了同学们的窃笑。因为我穿黄衬衫,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方块王牌”。我和孩子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但是却无法让老师和神甫喜欢我。
老师脸黄秃头,鼻子里总是流血,他来到班上,用棉花塞住鼻孔,坐在桌子后面,发着鼻音问功课,他还时常恶心地把棉花从鼻子里拔出来,摇着头检查检查。他有一张黄铜色的扁平的脸,神奇酸溜溜的,在皱纹里有一种绿锈,长着一对极令人生厌的灰眼睛,有事没事老看着我,我不得不总是擦脸,好像他仅仅注意我一个人:
“彼什科夫,啊,换一件衬衫你,你的脚不要老动弹,从你鞋里又流出一片水来!”
我狠狠地报复了他一次:我找到半块冰冻的西瓜,去掉瓜瓢,把西瓜皮搭放在半明半暗的门上,他进来随手带门时,西瓜皮一下子就像一顶帽子一样扣到了秃头上。看门的拿着老师的字条把我带回家后,我用皮肉之苦偿付了这场恶作剧。
还有一次,我把鼻烟偷撒到他桌子的抽屉里,使得他不停地打起喷嚏来。他只好离开教室,让他的女婿来代课。他是个军官,命令大家齐唱《愿上帝保佑沙皇》和《噢,自由呀我的自由!》如要是谁唱得不准,他就用尺子敲脑袋瓜儿,敲得非常响,但不疼,却令人发笑。
神甫是一个美貌、年轻、头发浓密的人,讨厌我是由于我没有《新旧约使徒传》,还有我总是学他的口头禅。
“彼什科夫,你把书带来了吗?是不是?”他一进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没有,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