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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是美丽的（第2页）

除非太阳离去

城里处处是束缚人的日规……

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广为流行，反对者从来不甘落伍。1304年，威尔士诗人格温愤言："岸边黑钟的铃声让我醒来，它的头、它的舌、它的绳子、它的钟盘模子以及它的重量，愚蠢的球，它的通气口、锤子，它像嘎嘎的鸭子，如同喧嚣的白昼和得不到片刻安宁的工作。"

当计时缓缓进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讽刺作家对欧洲人对钟表的热爱加以冷嘲热讽。在1726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一书中，由于主角格列佛频繁地看钟表，矮人国的矮人们据此认定此钟表一定是格列佛的主宰之神。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钟表和速度崇拜的对抗也有所增强。许多人将强迫接受统一的时间斥之为对人性的奴役。1884年，美国编辑兼评论家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吐露了他的不满。他重复了普劳图斯的话："将时间僵化地分割成时段，这是对人性自由的侵犯，也是轻蔑人的性情和感情差异的表现。"有人则抱怨说，机器使生活变得更快捷，更狂热，更缺少人性化。1770年后，由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倡导的浪漫主义运动席卷欧洲，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文明的匆忙做出的应答，也是对失去的田园牧歌式时代生活的追恋。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人们致力于寻求各种挑战、退避和逃离快节奏生活的办法。1776年，巴黎装订商举行了一次罢工，争取将每日工作时间减至14小时。随后，在新兴工厂里，工会组织为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而战。一个普遍的、不断重复的主题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自由安排。"在其中的一次强调时间与权利之间联系的活动中，激进的工会会员将工厂大门的时钟砸毁在地。

与此同时，在美国，一群被视为先验者的知识分子也对根植于自然的简约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加颂扬。亨利·戴维·索洛即是其中的一位特立独行者。1845年，他退隐至位于波士顿湖畔附近的一间小木屋，在那里，他对现代生活"无限忙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工作"的单调乏味予以了强烈的抨击。

1870年，以英国为基地的工艺美术运动发生了从大批量生产到欢迎慢速的、注重细节的手工艺产品的转向。在工业世界的城市里，精疲力竭的都市人在农村的田园式生活中找到了慰藉。理查德·杰弗里斯以写作小说和有关英国令人愉悦的牧场回忆录为职业，而德国的卡斯帕·大卫、法国的简·弗朗索瓦·米勒和英格兰的约翰·康斯特布尔等浪漫主义画家，其画布里充满了令人宽慰的田园风光的主题。都市人渴望有时间到世外桃源休憩、充电，这有助于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到1845年，英国湖泊区的外来旅游者超过了当地的羊的数目。

19世纪晚期，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快节奏的害处。1881年，乔治·比尔德以其《美国的神经》一书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延续至今。该书批评快节奏生活引发神经痛、牙痛、掉头发等疾病。乔治·比尔德辩解说，现代对守时的困扰，分秒必争，使每个人都感到"几分钟的拖延或许能毁灭终身的希望"。

三年后，詹姆士·克赖顿·布朗爵士将英格兰的肾病、心脏病和癌症所致死亡人数的急剧攀升归咎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1901年，约翰·戈登创造"急躁症"这一新词，用于描述包括急躁、行动快速、冲动等症状的疾病。一年后，法国人加百利·奥古斯特预见现代环境主义即将出现，并提醒人们，人类对速度的盲目追求必将加快世界原煤储量的损耗，他指出："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为了提高旅行的速度，我们甚至不惜烧掉自己的后路。"

早期的速度批评家提出的一些恐惧显然是荒谬的。医生们曾宣称，如果乘坐蒸汽火车，就会被气压碾碎；瞥见快速跑动的火车头，人就会发疯。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普及时，有人担心骑车在风中疾驰将导致永久毁容，或催生"自行车脸"。伦理学者警告说，自行车将使年轻人堕落，因为他们远离监护人刨根问底的眼光，去享受浪漫的幽会。然而，不管这些担忧多么滑稽，但很显然，在19世纪末，速度确实造成了死亡。每年数千人死于自行车、汽车、巴士、电车、火车、汽船等与速度新记录相关的事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大胆抗议摧残人性的速度所带来的影响。1908年，法国作家米拉波注意到："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爱情就像旋风一般……我们同身边的一切不加协调，而只顾自身不停地跳跃、舞蹈和飞奔。"在整个20世纪，人们对速度崇拜的抵抗有所增长，并开始汇入更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激励着数百万人放缓速度，寻求更为简朴的生活。类似的价值观促成了志愿俭朴运动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纽约为总部的潮流研究所认定一种名为减低速度的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以更为松弛的、抵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替代高收入、快节奏、令人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与嬉皮时代的减速者不同，放慢节奏的人与其说是受政治、环境因素所驱使，不如说是为有价值的生活欲望所驱动。他们甘愿放弃金钱，以换取时间和节奏舒缓的生活。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数据监控公司的预测，放慢生活节奏的欧洲人将从2002年的1200万上升到2007年的6000万。

目前，许多人在精神的安全港湾中寻求对速度的避难。当基督教主流面临着日趋减少的集会时，其福音对手则在增长。佛教在西方日渐盛行，奉行新时代主义折中玄学教义的书店、聊天室及治疗中心也是如此。当人们渴望放慢速度时，这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其精神核心即是一个"慢"字。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无法加快这种启蒙的进程。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告诫人们要放慢速度，以便将自身、他人与更高的力量联结起来。《圣经》的第46首《圣歌》中就说："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

20世纪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传教士从道义上支持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他们辩解说，工人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以滋润其灵魂。今天，同样的辩解又一次在世界各地的讲道坛回响。从Google搜索器我们可以查询到数十个反对魔鬼般速度的布道。2002年2月，加利牧师在纽约的罗彻斯特第一神派教堂为慢速哲学做了有力的辩护。在一个题为"放慢速度"的布道中，他告诉集会者，生活"需要紧张努力和加快步伐的时刻，但也需要不时地停顿--安息的时刻，让我们评估我们要做什么，需要以多快的速度达到自己的目标，更为重要的，为何如此？慢也可以是美的"。2002年，当著名佛教领袖一行禅师访问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时，5000多人前去聆听他的讲演。他敦促人们放慢脚步，"从容地让自己生活得更深刻一些"。新时代宗教领袖也倡导类似的精神。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缓慢应该是精神上的或"具有新时代感"的？在我们这个玩世不恭的世俗世界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对任何为精神天堂打开大门的承诺都十分警觉。宗教信仰从未成为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许多现代化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天堂。我想放慢速度却不想被逼迫着去寻找上帝或拥抱水晶球甚至接受占卜术。最终，缓慢运动的成功将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顺利地用减速者更为精神的倾向让我这样的人妥协。它也将取决于对速度说不的经济问题。有多少个人的或集体的物质财富（假如有的话）需要我们做出牺牲，才能使生活的速度放慢下来？我们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一代价吗？在多大程度上放慢速度？这是一种富有者的奢侈品吗？这些都是慢速运动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假如真要有所进展的话，慢速运动的赞成者必须根除对放慢速度的念头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在很多地方，缓慢仍旧是一个粗鄙的字眼。只要看一看《牛津字典》对该词的定义就可见一斑："不容易理解的，迟钝的，无趣的，学得费力的，冗长乏味的，懒散的，行动迟缓的。"这些措辞几乎都不是你愿意在自己的个人介绍中出现的。在我们被刺激兴奋起来的"快即是好"的文化中，涡轮式增压的生活仍是对以往慢速生活的最终战利品。当人们抱怨"我忙得不可开交，忙得都看不清自己的生活了，什么都没时间做"时，事实上他们的言下之意常常是："瞧，我多么重要，多么兴奋，精力多么充沛。"尽管在速度与女人之间，男人似乎更喜欢后者，但男人和女人都沉浸在"我比你快"这样一种优越感中。当纽约人对美国其他地区的慢速生活赞叹不已时，其情感交织着一份骄傲和一丝怜悯。"他们好像总是在度假似的，"一位纽约曼哈顿区人以轻蔑的口吻说道，"如果他们试着像纽约人那样生活，他们就会被榨干。"

或许慢速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修补我们与时间之间神经质的关系。用以色列前领袖戈尔达·梅耶的话来说，教育我们如何"支配时间，而不为时间所支配"。或许已经通过雷达产生了这种关系。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时间馆馆长大卫·鲁尼负责看护500件精美的计时器收藏品，其中包括古代的日规、沙漏和现代的石英手表和自动钟等。不足为奇，这位戴眼镜的28岁的年轻人和时间之间有一种幽闭恐惧症般的关系。他手腕上带着一块精确的无线电操纵表，表带下有一根内置天线，每日可借助它从法兰克福接受到最准确的报时。假如手表少收到一个信号，表盘左下角就会出现数字1；假如次日没有收到信号，数字变为2，依此类推。这样的精确度让鲁尼确实深感忧虑。

他告诉我说："失去信号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真正的失落感。"当我们一同在博物馆的时间测量展台前闲逛时，我们提高了说话声，以便能盖过滴答响个不停的钟表声。"当手表上的计数器显示2时，我就感到忧虑；变成3的时候，我就把它仍进家里的抽屉里，虽然我知道仅仅是一毫秒之差。"

鲁尼明白这是不健康的，但他却从我们其他人身上看到了希望。随着无线电操纵手表的问世，欢迎精确度更高的时钟的历史趋势最终宣告结束，但无线电操纵表也未能成为时尚的消费品。人们更愿将时尚置于精确度之上，如戴上一款瑞士名表斯沃琪表或劳力士表。鲁尼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时期，当生活被工作控制时，我们便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他说道，"我们现在正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人们似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不想将时间分割得支离破碎、越来越精确。他们不想被时间所困扰，或成为钟表的奴隶，或许有一点'老板准时，我不想准时'的成分在内。"

在我们会面几个月之后，鲁尼决定解决计时给他带来的困扰。现在他戴着一款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需要上发条的手表，往往要慢5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不再因错误设置的毫秒而感到焦急了。"这是我对过于精确的一种反抗措施，"他对我说。鲁尼有意选择了带发条的手表，以象征恢复对时间的支配。"如果你不每天上紧发条，表就会停，你就被控制，"他说道。"现在我又感觉时间是被我支配的，而不是时间来支配我，这让我觉得压力减少了。我不再那么行色匆匆。"有人则更为过火。在最近一次赴德途中，我的翻译就不戴手表的好处滔滔不绝了一番。他仍能审慎地守时，因为他的手机能显示时间，不过他以前对分和秒的那份困扰已有所减弱。"不再戴手表当然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更为轻松，"他对我说道，"这样更容易让我慢下来，因为时间并不总是在我的视线中对我说'不，你不能慢下来，你在浪费我，得抓紧'。"

当然，在当今时间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时间？谁在控制时间？我们如何才能减少对时间的神经质？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律夫金认为这是21世纪一个需要界定的话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时间之战》一书中写道："针对时间的政治正在酝酿。其后果可能决定着下一个世纪全球政治的未来进程。"它无疑将有助于决定慢速运动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