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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快些（第1页）

一切都要快些

我们可以断言，一种新的美丽，亦即快速之美，已经使壮观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

清晨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拉开窗帘吗？还是翻过身去搂搂你的伴侣或一只枕头？或跳下床来做10个俯卧撑以促进血液循环？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床头柜上的时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状况，不仅告知我们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自己所处的状态，也告诉我们该做何反应。如果时间尚早，我就闭合双眼，睡个回笼觉；假如时间已经不早，我便跳下床来，径直奔向卫生间。从醒来的那一刻起，时钟就操纵着我们一整天的节奏。当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约会和安排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期之间奔忙不休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流逝。每一个时刻都编入了安排计划，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床头柜、单位的食堂、电脑屏幕的一角以及我们的手腕等等--时钟无时无刻都在滴答作响，记录着我们每一刻的进展，激励我们不要落后。

在这个快速变化着的现代世界里，时间的列车似乎总是刚到站又处于待发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加快速度，无论我们的日程安排多么巧妙，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如此。但今天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压力。为何如此？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我们的祖先？假如我们要放慢节奏，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要加快节奏，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紧张？要做到这些，需要从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入手予以探讨。

人类一直处于时间的奴役下，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与威力，却从来无法确知如何给时间下定义。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曾审慎地说道："时间是什么？假如没人问我，我知道；假如我必须要给提问的人一个解释，坦白地说，我不知道。"1600年后的今天，在将史蒂芬·霍金晦涩难懂的著作啃过数页后，我们全然明白了他对时间的感觉。然而，虽然时间难以捉摸，每一个社会都逐渐总结出测定和计算时间的方法。人类学家相信，两千多年前，欧洲冰河时代的猎人采用在木棍或骨头上刻洞的方法计算月相变化周期。古代世界每一种伟大的文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中国、玛雅及阿芝台克都创立了各自的日历。古腾堡印刷机出品的最早印刷文件就是"1448年日历"。

一旦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计算年、月、日的方法，下一步就是将时间分割为小单位。埃及的日规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为现存的最古老的等分一天的计时装置。早期的"钟"基于滴漏、沙漏、蜡烛或燃香。13世纪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诞生，计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到16世纪后期，人们不仅可以准确地计算小时，还可以精确到分和秒。

生存是人类测算时间的一种动力。古代文明使用日历计算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但从一开始，测算时间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制定计划有助于提高每一个人的效率--无论是农民，还是软件工程师。然而，一旦我们将时间包裹起来，日程表开始转动，时间占据上风，我们就沦为时间的奴隶。时间安排限定了我们的期限，就其本性而言，给我们一个匆忙的理由。这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言：人测算时间，时间测算人。

时钟使人们得以安排每一天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对时间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然而，早期的时钟并不像今天那么可靠。日晷仪在夜里或多云天气状况下并不运转，而且由于地球的倾斜，其长度每天都各不相同。要计算一个具体的时刻，理想的办法就是沙漏和水钟，但却根本无法测算白天的时间。为什么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决斗、战斗及其他事件发生在黎明呢？并非由于我们的祖先对早起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拂晓时分是唯一每个人都能分辨的时刻。在缺少准确的计时器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听命于社会学家所说的所谓自然时间，做事全凭感觉，而不是让手表告诉他何时该做何事。饿了吃，困了睡。然而，从很早开始，报时就同告诉人们该干什么结合在一起。

早在6世纪，本笃会的僧侣就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一种令现代经理人引以为豪的生活。在日夜间固定的时间间隔里，僧侣们敲着原始的钟，相互催促着，做晨祈祷、学习、耕作、休息、做晚祈祷，日复一日。当机械钟开始悬挂在欧洲城镇广场上时，计算时间与支配时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混乱。科隆提供了一份富有启发性的个案研究，历史记载表明，1370年前后，这座德国城市悬挂起一座公共时钟。1374年，科隆通过法律，竖立一尊雕塑，将劳动者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确定下来，并将他们的午饭时间限定在"一小时之内"。1391年，科隆对外国游人强制实施晚9点（冬天为晚8点）宵禁，1398年宵禁时间推后至晚11点。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科隆人经历了从无法确切知道时间到上下班及午餐时间都要听命于时钟的过程。用时钟测量时间占据了自然时间的上风。

继本笃会的僧侣闯出一条新路后，具有现代意识的欧洲人开始利用每天的日程安排来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建筑师、音乐家、画家、雕塑家，阿尔贝蒂俨然一个大忙人。为了安排好大部分的时间，他每天制定一个时间表。"我早上醒来，首先就要问自己这一天将要安排哪些事情。把事情一一写下来，加以考虑，好好安排时间：这件事早上做；那件事下午做，另一件晚上做。"你知道阿尔贝蒂本该喜欢个人数字助理器的。

当世界蹒跚步入超速运转时代，日程安排成了工业革命的一种方式。在机械时代以前，没有比飞驰的骏马或开足马力的帆船更快的。但发动机改变了一切，顷刻之间，人、信息和物质旅行或传播到远方的速度可以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家工厂一天的产品可能比一个工匠一辈子的产品还多。新的速度时代给人们以无法想象的兴奋与繁荣的期待，让人们沉浸其中。1825年，当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客轮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开始其处女航时，受到了4万人的瞩目及鸣21响炮的礼遇。

工业资本主义以速度生存，其回报也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生产与产品运输最快的行业可以打败对手。资本越快变为利润，就可以越快再投资以获得更大的收益。19世纪"轻松挣钱"的表述进入语言并非偶然。

1748年，在工业时代的黎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一句格言颂扬利润与速度之间的联姻，这句话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脱口而出，即时间就是金钱。没有什么比以小时而不是工人生产的产品计算报酬的转变更能反应、强化新的精神状态。一旦每一分钟都值钱，事业就进入了永无休止的加快生产的竞赛中。每小时生产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利润。保持领先意味着在你的对手前面配备最先进的节省时间的技术。现代资本主义同一种固有的提升、加速、提高效率的本能相伴而来。

工业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总是吸引精力充沛的人们，但城市生活本身却充当一个巨大的微子加速器。当人们迁往城市后，做任何事情的速度必须要加快。1871年，一位匿名日记作者曾这样描述英国首都伦敦：

在伦敦，神经机能的倦怠及脑力的释放是巨大的。伦敦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在其他地方，人们闲得要死；在伦敦，人们忙得要命……满脑子不断地想着新形象、新人、新感觉，紧紧张张的。一切都要加快速度去做，买和卖、计算和称重，甚至连柜台前的谈话等都以快速和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动作迟缓的、啰嗦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毫无机会，可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如同快车里的笨马一样，逐渐形成从前不为人知的节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蔓延，19世纪带来了许多旨在帮助人们提高旅游、工作和沟通速度的发明。正如一位瑞典人所注意的那样，1850年，美国专利局申报的五万项机器发明中大部分旨在"提高速度，节省时间和劳动力"。1863年，伦敦首家地铁投入营运。1879年，柏林开通了电车运营服务；1900年，奥蒂斯揭开首家自动电梯的面纱；到1913年为止，福特T型汽车下线；1837年，电报问世，加快了通讯速度。随后，横跨大西洋的电缆于1866年出现，10年后，电话、无线电相继问世。

然而，假如没有准确的记时，以上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时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操作系统，它使会议、截止期、合同书、制作过程、计划表、交通、工作轮班等其他的一切成为可能。著名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蒙福德将时钟认定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机器"。但直到19世纪末期，标准时间的创立方才使时钟的潜力得以开启。此前，每个城镇均通过正午的太阳即阴影消失、烈日当空的那一刻计算时间。结果，导致时区的混乱。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奥尔良的当地时间比位于其西边80英里的巴吞鲁日晚23分钟。在没有什么东西跑得比马快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几乎无关痛痒，然而，如今火车穿越景观的速度飞快，为了保证铁路行程表的有效性，各国开始协调钟表时间。到1855年，英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播报的时间。1844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同意确认格林威治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这最终导致了世界标准时间的确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采用统一的世界时间系统。

说服早期的工业工人按钟点作息并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凭个人的兴致休息，或者在该干活的时候干脆没有出现--这对按时付酬的工厂老板而言是一种灾难。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纪律传授给工人，剥削阶层开始将守时当作市民的一种义务和美德宣传，而缓慢则被贬责为重要过失。电钟公司1891年的目录提醒人们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种种弊端："一个人若想成功，如果说有一种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应得到培养，那就是守时；如果有一种错误需要避免，那就是迟到。"该公司的时钟恰当地命名为"独裁者"，宣称要"革落后者的命"。

1876年，当首个装有发条的闹钟进入市场时，守时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数年后，工厂开始安装钟表，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时打卡，这一做法蕴涵着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当压力上升至每一秒钟都值钱的时候，便携式时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美国，穷人参加每周抽彩出售一只手表的俱乐部。学校也支持守时运动。1881年版的麦高菲读本其中一篇课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缓慢带来的极度恐怖：火车碰撞、生意破产、军事失败、错误的出现、浪漫经历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旧如此，因为某人的延误，精心安排的计划、最重要的事情、个人的命运、荣誉、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牺牲了。"

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19世纪的一位观察家曾这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在过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科学管理"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