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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第1页）

卷十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一那些问题的表面

那些暴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似乎是一无所有，似乎又全部都有。一点一点放出的电，突然燃烧的火焰，飘动的力量，流动的风。这些风碰见思想的头脑、虚幻的念头以及悲伤的灵魂、炽烈的**和哀号的苦难，并把这些一起带走。

带到什么地方去？漫无目的的。可以通过政府，或者是通过法律还有通过其他人的奢侈和傲慢的方式。

那些愤怒的信仰、挫伤的热情以及被激起的那些怨愤、压抑的斗志、狂热少年的勇敢、轻率慷慨的豪情以及种种好奇心、见异思迁的习性、对新鲜事物的期盼，还有爱好看新戏报并喜欢在剧场里听的心情；种种莫名的怨恨、宿怨、懊恼，怨天尤人的虚荣、不自在，不着边际的梦想、那些困于绝境当中的野心、希望在崩塌中寻找到出路的人；处于最底层的煤炭，那种能够着火的污泥，这些全部都是暴动的其中一部分。

最伟大的以及最低微的、在全部以外闲游并且窥伺机会的人、流浪汉、游民以及街头的群氓还有夜里睡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以天上寒云为屋顶的人、从来不愿劳作专靠乞讨而活的人、贫困而且两手空空的人以及赤膊赤腿的人，全部都依附于暴动。

所有人，为地位、生活或命运等方面的任何一件事在灵魂中暗怀敌意，便已走到暴动的边际，假如发生这种的情况，就高兴得开始感觉战栗，感觉像是自己已被卷入漩涡。

暴动好像是这个社会大气上面的一种龙卷风，在某一种气温条件下突然形成的，并在它的旋转运动中奔腾轰隆，不管是高大个子或者还是瘦小个子，无论是顽强的人或者还是软弱的人，不管是粗树干或者还是小麦秆，全部都被一齐卷起，压碎，摧毁，连根拔起，而且被卷走。

谁要是被它卷走，谁要是被它遇见，定遭不幸。它就会叫他们在彼此冲突之间而毁灭。

不明白它把什么不一般的力量输送给那些控制住的人，它把时局造成的力量充实第一个碰到的人。它利用一切制造投射的利器，让砾石成为炮弹，让脚夫成为将军。

某些阴险毒辣的政治权威预言，从政权方面来看，微微发生一部分暴动倒是是可喜的。他们的理论是：推翻不了政府的暴动正可以巩固政权。暴动可以考验军队，团结那些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活动警察的筋骨，检查社会结构的力量。那是一种体操的表现，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会更健壮，正如人体经过按摩会更舒畅。

对每件事都有一种自命为“正确思想”的理论；反对阿尔赛斯特的非兰德[莫里哀戏剧《愤世者》里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坚持是非观念，非兰德调和是非。]；居于真理和谬论之间的折中主义；解释、劝告、打折扣的高傲姿态，既有谴责又有原谅的杂拌儿，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见解都无比的蠢笨。任何一个标榜中庸之道的政治学派，都是因为这里诞生的。处于冷水和热水之间的是温水派。这个学派看起来似乎十分深奥，实际上十分的肤浅，它只细查效果，不问原因，站在一种半科学的高度责骂公共广场上的**。这个学派说：“暴动打乱了一八三○年的成就，因而这一伟大事业的部分纯洁性降低了。七月革命是民众的一阵好风，刮过之后，天空立刻放晴。但是，暴动又让天空阴云密布，使那次一致欢庆的革命在争吵中大为失色。七月革命和其他任何突击来的进步一样，存在不少潜在的骨折，一旦碰到就会感觉疼痛不堪。大家会说：“啊！这个地方断了。”七月革命之后，人们只是感觉得救了；暴动之后，人们则感到遭殃了。

“每一次暴动，都使店铺关门，资金暴跌，证券交易萎靡，生意大萧条，企业停止，破产者纷至沓来，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失去保障，国家信用动摇，企业混乱，资本全部回笼，劳力贬值，各个地方人心浮动，波及每一个城市。因而险象环生。有人曾经估计过，暴动发生的第一天，法国有将近两千万的损失，第二天损失四千万，第三天损失六千万。持续三天的暴动，就损失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只是从财政角度来说，就相当于一场水旱灾害，抑或是打一场大败仗，有一只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毁灭。

“当然，在历史上，暴动有它本身的美；石磊战与丛林战两相比较，前者的宏伟悲壮并不亚于后者：一方面有树林的魂灵，另一方面有城市的肝胆；其中一方面有让·朱安，另外一方面有贞德。暴动把巴黎性格中最有性格特色的一面照的鲜红壮丽，慷慨、忠诚、乐观、豪放、智勇兼备的大学生、绝对不动摇的国民卫队以及店铺商贩的野营还有流浪儿的堡垒、轻视死的过路人。学校和宪兵团互相对峙。总之，战士与战士之间只有年龄的区别；种族相同，都是坚强不屈的人，有的二十岁为理想而死，有的四十岁则为家庭而牺牲。在内战中间，军队心情总是沉重的，以审慎回应勇敢。暴动既显现了人们的勇敢精神，也历练了那些中产阶级的胆量。

“这十分好。可是，这些就值得我们牺牲吗？何止仅仅只是牺牲，还得想想那渺茫的前程，被搅乱了的进步，最善良的人的不安，失望中的诚实自由派，外国专制主义看到革命自己伤害自己就感觉到很幸运，而一八三○年的失败者又趾高气扬起来了，他们还这样说：‘我们之前就说过了！’巴黎也许壮大了，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得加上，干脆把话说到底，自由变得癫狂，维护统治的力量则变得血腥，大规模的屠杀固然胜利地镇压了疯狂的自由，却也沾上了不荣耀的血腥，总而言之，暴动是件祸国殃民的事。”

那伙看起来高明的人这么说，但是中产阶级，那伙像是民众的人。也兴奋得感到满足了。

至于我们，我们摒弃那过于含糊，因而也过于方便的“暴动”一词。我们要区别对待一场民众运动和另外一场民众的运动。姑且不谈一次暴动的花费是否超过一场战争。我们首先得问一下：为何要有战争？这儿就得出了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难道战争的祸害比暴动的灾难小吗？假使七月十四日革命得花费一亿两千万，那又能如何呢？菲力普五世在西班牙[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机把菲力浦五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因而与英、奥、荷兰联军作战多年。]登基，法国就花费了二十亿。即使代价相同，我们也宁愿花在七月十四日上，而且，我们也不喜爱用这些数字：数字看起来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只是些空话。既然是一场暴乱，那我们就透析暴动本身。从上面提到的那套空论式的反对言论，谈到的只是效果，而我们要找到的是起因。

我们讨论如下。

二问题的本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一样性质的愤懑：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权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候会谋篡政权，因此全体站起来，需要恢复权利，假如需要还会走上武装反对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所有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第勒里宫接待的是国王还是公约会，才能够判断对它的攻击到底是正义的或者还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则是正确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的保护则是对的。全体人民在自由以及自主的情形下决定的全部，不能够让街道暴乱来更改。纯粹文明的东西也是如此；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也许就会糊涂。相同的狂怒，用以反对泰泪[泰泪（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贪狠。]就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就是荒唐的。损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毁坏船坞，聚众起来寻衅，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这些事情都是暴动。以色列反抗摩西，雅典反抗伏西翁，罗马反抗西庇阿[西庇阿（S．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巴黎反抗巴士底狱，所有这些全都是起义。军队反抗亚历山大，船上的海员反抗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这是为什么？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跟哥伦布一样，寻找到了一个大陆。把一个大陆赐予人类文明，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此任何反抗全部都是有罪的。有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民众成了人民的叛徒。例如：私盐贩子不害怕流血长时间的斗争，为合法利益长时间的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也就是人民获胜的日子，他们却突然归附王室，成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变成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儿？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就戴上了白徽章。“打倒盐税局”[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害。]的口号忽然又变成了“国王万岁”。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杀人凶手、那场九月惨案的扼杀者[九月的扼杀者，即本书第三部856页所指的“九月暴徒”。]、阿维尼翁惨案的凶手；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德·朗巴尔夫人（de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绿徽章[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辫子兵[辫子兵（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热胡帮[热胡帮（pagnonsdejé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袖章骑士[袖章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规模暴动。

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并不见得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有一种失去理性的狂怒，有一种开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疯狂和愚蠢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站起来，”这很对，但只应当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只有向前走才算起义。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强烈步伐的后退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崛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焰。这些石块只给暴乱留下残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从这里能够看出，正像拉斐德所说的，在某一种条件下，如果说起义或许是最神圣的义务，那暴动就或许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恶。

在热量的强度方面也有区别：起义就像是火山，暴动就像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候发生在政权内部。波林尼雅克是暴动者；卡米尔·德穆兰是统治者。

有时，起义也就是起死回生。

一切问题由普选来解决，这还是一个崭新的方法；在这以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到**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专制君主统治时代，不曾有过起义，可是有尤维纳利斯“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下，有的赛伊尼[赛伊尼（Syè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的人被流放，也有写进了《编年史》的人物。

暂且不提巴特莫斯[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站在很大的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也许不理解他：他是一位犹太人，使用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可是，写《编年史》著作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些，他其实是一个罗马人。

尼禄们的暴君的黑暗统治，应该用同样的色彩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一定要为它涂上颜色，将简练辛辣的文风融入其中。

独裁者可以利于思想家的思考，受到统治的言论具有一种力量。君主迫使民众沉默的时候。作家就要再三加强自己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学家的准确性。某些文章像花岗岩那样坚固，实际上是在暴君的重压下形成的。

在暴政制度压迫之下，作家必须缩小叙述范围，也就增加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语句简洁就加强了打击力量。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一颗高尚的灵魂的正义感是由在正义与真理高度凝合而成的，具有雷霆一样的打击力。

顺便说一下，应该注意在历史上，塔西佗同凯撒并不是同世相遇。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凯撒是一个崇高的人物，塔西佗也是一个崇高的人物；上帝不允许这两个伟大人物互相相撞。主持是非的审判官在打击凯撒的时候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了不公正。上帝不希望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明带进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战绩，这连续荣誉遮掩了鲁比肯[鲁比肯（Rubi），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事变。这里面显示了一种奇妙的正义，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让塔西佗宽恕了凯撒，给予这位英才减少罪行的证据。

理所当然，就算由英才统治的专制政治，专制主义依旧是专制主义。就算在英明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与堕落；可是，在丧失廉耻的统治者的统治下，这种精神灾害就更加的丑陋了。在那些年代中，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