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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第1页）

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

最懂得利用国主而弘法的是唐玄奘。唐太宗和唐高宗这两位对佛教本身兴趣并不甚大的皇帝，在玄奘的鼎力鼓动下，使佛教在初唐道教高涨的氛围里继续生存并发达起来。

起初，唐太宗支持玄奘大设译场，翻译佛经和写《大唐西域记》，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玄奘了解西域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情况，以最后消除西域突厥骚扰中华之苦。

当然，玄奘是深深知道此点的。所以，他在历经19年的西天取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赶写完《大唐西域记》，以解太宗巴望之渴。唐太宗高兴之余，便转而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了。此后，玄奘潜心译经，“专精风夜，不堕寸阴。”但是，为了译经与弘法事业的最终建树，他始终关注太宗的脸色，他每译完一部梵经，总要请太宗赐序。一次碰壁，则再次恳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他同时也寻找一切机会（比如闻赤雀飞上御账等）向皇帝上表祝贺，说什么“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一类的话来“颂圣”。这样，太宗也就乐得让他在弘福寺大摆译场，让他继续译完他从西天带回的“凡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印度佛经；也终于应他之邀，为新译出的佛经亲笔作序。

太宗驾崩后，玄奘同高宗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玄奘将他对待高宗老子的办法用来对待这位新皇帝，连皇妃怀孕、生儿子这类最俗之事，玄奘也时刻注意不忘上表道贺。所以新皇帝也像他的老子太宗一样待玄奘很好。最终竟让玄奘在20年间（从645年到664年）译出大小乘经论共75部，凡1335卷1300多万字（据元代《至元录》记，这占900年译经全部成果的约四分之一），使他的名字进入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列。

同时，玄奘通过皇帝的支持，创立出中国佛教的另一个宗派——法相宗，还使他的弟子达数千人之众。这之中，一是得力于中国皇权也需要向宗教寻求支持，二是得力于玄奘这个大德高僧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的合围夹缝中的巧妙周施——虽有时亦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玄奘还一再拒绝世俗高官厚禄的**，甚至冒着触犯圣颜的危险而一头埋于译经和佛法的传播，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与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大致也正是这种精神感动了唐太宗和唐高宗父子，从而取得了他们对佛教弘法事业的允许与支持。

正象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玄奘是探通世故，处心积虑显扬佛法的和尚。他始终相信；‘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