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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是差等生（第1页）

第三章“我是差等生”

第一节正规教育

很显然，如果有此动机，这些女性中任一位都已拿到了大学学位，而她们没拿。看来正因为避免了正规教育，使她们更出色。男／女教育我对十三位男天才的研究显示出与书中这些妇女相同的情形。本田汽车创立人本田和Nautilus体育器材发明者阿瑟·琼斯只上了八年级，但都对世界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微软公司的比尔·盖兹和苹果计算机公司的斯蒂夫·乔伯斯，尽管在世界计算机高科技领域表现不俗，却只上过一年大学。根据《福布斯》和《幸福》杂志，盖兹以净值70亿美元荣登美国首富，他在19岁时离开哈佛大学，从事软件事业。多明诺比萨饼发明者汤姆·莫纳冈，仅在密歇根州上了一学期。弗雷德·史密斯，通宵传递之父和联邦捷运发明者说，在耶鲁大学“我是差等生”，他是那儿的经济学毕业生。比尔·里尔以其里尔汽车音响在商业领域进行了革命，他是仅以9年的教育经历来获得这一成就的。“启发式知识＝创造力”乔治·基尔德对正规教育格外地直言不讳，如上所述，他批评商业学校制造只能达到标准态的学生，而不是“新价值的创业者”。职业教育家沃伦·贝纳斯以其名言一针见血地描述了这一问题：“教学将主体和客体一概同等化”。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感到，应该从一个组织的中部或顶部做起，而不是从头开始，他们被教育成从不愿意从具有风险的不利环境如糖果店或卑微地步做起，而正是那些地方是革新和创造活动的产生之地。

几乎每位有伟大主张的人都希望将主意出售给某大公司，轻松地获取分红利润，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唯一致富的办法是，将主张推向市场，证明它的优点，然后卖掉它。大多数人不愿付出这种高昂的代价。大学文凭确实是步入已建好的组织经理者阶层的身份证。创造幻想家、创业者和革新天才从不寻找公司职位，因而也不看重表面身份；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异乎寻常地自信，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有证实自己的文凭。书中研究的许多创造天才获得卓越成就，正是因为不具备谋得经理职位的必备身份，这迫使她们从头做起。因而，看来没有文凭无疑显得更有利于伟大的创造努力。“如果你完全信任自己的能力，你不必有个身份；如果你没有它，你将超成就地获得你根本不需要的文凭。”“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并不是凭一张文凭所能获得的，这些创造天才通过掌握远超过任何文凭持有者的职业知识证实了这句格言。

她们从最底层干起，大多数人认为具备本领域完备的知识是自己成功的关键，但如果认为她们的知识来源于书本或课堂，那是大错特错。正规教育常常是获得知识最容易、最便宜的途径，但它不是唯一的途径，尤其是对试图尝众人之先者是如此。在街上学习或经由课堂、通过个人试错研究都是从事任何工作和职业可接受的方法。这些妇女常常是采取了更花功夫、代价更高的“街头道路”，她们都是在毫无知识、从本领域底部做起，在没有其他许多帮助的情况下升到顶层，这条道路费时又艰辛，但如同所有事情一样，最艰难之路往往是最能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回报的道路。这十三位女幻想家通过试错的启发性方法来获取她们的知识和事业。麦当娜不断排练新节目，将其提练到完美为止；艾斯蒂·劳达会尝试新的推销术，但如若它没有能产生预期结果，她便弃之不用；琳达·沃切纳以其特有的工作方法达到顶层，33岁时成为马克斯公司总裁，在40岁仍没被容许获得公司时，她便毅然辞职；她的目标是拥有和经营自己的公司，因而她辞职，冒着一切风险去实现自己的梦。玛丽·凯·阿什和莉连·弗农都是从餐桌起家建成公可的，其装备不过是黄色的台布和一个主张。甚至奥普拉·温弗雷也是从底层演讲开始其演职业，以其工作方式达到顶峰的，她的成功来自于与众不同，她将警告抛在脑后，述说自己所想，那“人情味”是颇具感染力的，她的听众被鼓励敞开心扉，因为她本人便是**胸怀的，这种独特而又基本的策略使温弗雷空前成功，在谈话节目中创立自己特有的风格和形象。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也是随其姐姐从大街起步的，她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走到哈莱姆去获取一个种族或性歧视的题材，在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后，她创立了自己的交流媒介——《女士先生》杂志——以传播自己的信条给大众。从没有人尝试过，但她毫不畏惧，凭借沃纳传播公司的经济后盾做到了。所有这些女性都用其新概念、新思维进行试验，从不偏离最终的目标，她们尝试一种新方法，提练后毫不停顿地朝目标奋进。这些幻想家用“质量方法”解决“数量型问题”，她们从不屑于使用学院派传教的“数量分析法”。

一位接受过MBA正规培训的人能很好地了解现存的事物。但这些对于解决新的技术、营销或社会问题无济于事。被创业活动称作“分析瘫痪症”的数量分析法，对任何领域开拓性活动都不相适应。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概念可通过数量分析加以证实或否认；而取得突破性革新的唯一真正的技巧是针对创造过程的核心部位，反复进行试错实验。托马斯·爱迪生作为历史上最多产的的发明家，也只相信试诸实验，他认为所有发现都通过启发式方法通往创造活动，绝非课堂教育所成，他说：“你会认为如果我去学校能有所成就吗？大学培养科学家以他们所教授的方法寻找发现，因而忽视了大自然的伟大秘密……发现不是发明，它只不过偶然事件的性质”（杰斯弗森，1959）。从实践中学习一位好莱坞律师在麦当娜与西·潘诉讼案中为她辩护说：“她正规教育的缺乏，已从实践学问中得以补偿，我认为她从实践学到的经商学识，超过任何一位有哈佛MBA学位的人”。

这是在创造性成功事例中常见到的，在体育项目中也相当普遍，学会如何救起一个网球对于成为出色的网球选手很重要，但是通过书本学习救球的理论几乎无助于成功，只有救球的实践才是能达到救球艺术完美境地的灵丹妙药。试锗性学习是任何努力的良方，反复单调的“操练”而不是去读，是“成为巧手”的终极途径。经验成为成功主导因素的有趣事例得自马来西亚，这个小国生产着成百万美国人的常用品，在我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收到一位没受过任何教育而获得极大成功经理的名片，他的名字背后印着相当于我名片上博士头衔的三个字母QBE，后来我高兴地发现QBE代表具有同等资历。上述引例都是成功行为的事实所在。知识和技巧只会成为开掘创造性深井的干扰因素，攫取自我，糟踏资材，摧毁自信。真正的知识（或救球例子中的技巧）只会是爱迪生所说的通过勤奋而不是灵感所获得的事实。一言以概之，学会救球或获取伟大的创造性突破概念只会是“操练”的结果，而不是理论化得到的，书本中所获得的“怎样的”知识，只能通过实际生活中反复练习和失败得以完善。想想为你危险至深的心脏手术挑选最好的医生的例子吧，接受过久负盛名的名牌医学院正规教育当然很好，但是就像任何医生会告诉你的那样，如果没有大量的动手经验，那种教育无济于事。正规教育教会学生从那些书中学到合适的医疗操作程序，但并没教会新手如何处置实际情况。

想想你会在下述情况下作出何种选择：一方是一位从没做过难度较大手术的医学院新近毕业的医生，另一方是已在南美丛林中作过近万例手术的没受过教育的开业医生。常识告诉我们选择具有经验而无学历的医生。我们讨论的创造性女性通常是通过经验性方法来获取知识的，并将其运用于质量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任何可能方式获取知识——在街上、工厂里，图书馆——以创造性方法运用它，给世界留下印象。想想麦当娜，她并不是因为是个颇有成就的舞蹈演员，具备良好的嗓音条件和天赋的表演才能而登上职业高峰的，事实上，她所有这些资质平平，她的才能正是此书所要论及的。麦当娜能以其平庸的资质，造就成世界级的知名的“物质女孩”，她坚持不懈，敢冒风险，自我驱动，踏过许多人的身躯，迈向了顶峰，她通过开拓未知领地来实现这一切，为流行音乐知识的完美而刻苦不倦。麦当娜在生活的大街上发现“知识”，她模仿伟大的明星玛丽莲·梦露和珍妮·哈罗，她的试错实验代价很大，因而也使她名利双收。这些女性证实了爱迪生的格言，是勤奋而不是灵感才是通往成功的金钥匙。她们功成名就了，但这只是因为她们愿意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勤奋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知识、创造和力量玛丽琳·弗格森，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太空时代阴谋》的作者说到我们的教育制度以牺牲“开放”为代价，强调成为“正确”；她强调学习“在于你去寻找到东西”，这是传统教科书和课堂找不到的东西。弗格森以玛格丽特·米德的家庭教育为例，说明未受学校体制污染的儿童时代，使她不受传统、封闭性思维参数约束，实现散发式思维，这一精神气质才使米德在文化人类学方面作出标志性的突破。教育学家、作者沃伦·本尼斯（1989）证实了弗格森的假说：“每当我们教会孩子某些东西，而不是帮助他学习时，我们是在阻止他自己创造……或再创造自己”。教育机构由那些官僚所管理，他们武断地认为每个人都应被放入平庸的盒子内。

那么那些注定要成为我们创造天才的人，何以能变得才华横溢而反对偶象呢？研究者发现有才华者对于“无用的统一难以容忍”，不幸的是，大多数学校除了建立在按部就搬之上的“无用的统一”之外，什么也不教，无怪乎爱因斯坦、爱迪生和毕加索憎恨学校，玛格丽特、米德和艾恩·兰达轻视她们的学校和老师。幻想家不适合于呆板严厉的环境，迫使他们就范于这种统治，只会抑制他们的创造力，迫使他们反抗。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变移》（1990）一书中指出从经济力向知识力的巨大转移，他描绘道，我们是从中世纪的躯体力演变到工业化年代的金钱力。最后进化到信息年代的知识力，托夫勒将知识力称作终极的充分实现自我抱负时力量，最终将给使用者带来物质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他预言知识力将成为所有伟大领袖和创造者的催化剂，他说：“对知识力的控制将成为未来每个人类机构中全球性权力争斗的关键”，并进而证实了我们的发现：“大众教育制度已大大过时”。书中每位女性是托夫勒知识力在其各自领域起作用的典范，她们大多数并没浸染哲学的、认知性知识，然而却利用高超的知识力占据了各自领域的利益。

丽莎·克莱伯恩是个高中退学生，但却比所有第七大街受过正规教育的时装巨头们，凭直觉更多地了解工作女性想穿什么，她掀起了女装世界的革命完全是凭其直觉的知识，而这正是受教育的专家所完全缺乏的。奥普拉·温弗雷从没受过大众演播或谈话主持的培训，但她直觉地明白该说什么，该什么时候说。哥达·梅没有受过国家领导的训练，但却成为以色列首任驻俄大使而且深得赞颂，是因为她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多地了解文化交流中的问题。玛丽·凯·阿什创立了以妇女为主体的组织，是因为她创造了自己想要的工作职位，她打破了公司经营的一切常规：坚持对她的推销人员不设任何规则、销售额和工作时间，她的化妆品营业额达10亿元，为其他公司所崇拜和仿效。玛丽亚·卡拉斯在表演其伟大的咏叹调时从不看指挥，她是近视眼，不得不记住歌剧的所有内容和程式，因而以其革新的技巧获得轰动性成功。艾恩·兰达违背写作和出版的所有准则，在这过程中她的书销量达250万册。简·芳达承认她制作健美像带的唯一原因：是她了解妇女锻炼超过世上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她坚持二十多年每天锻炼以保持体态健美，她一举掀起了健美像带业的革命。所有这些妇女都比世上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领域，尽管她们并不必以身份的装备来炫耀自己的知识，她们的成功再次证实：“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力玛格丽特·米德开辟了人类学的新径：她的开拓是由于前无先例让她效仿，她闯**南太平洋的丛林，以她的话来说：“当我走到那儿便创造了野外工作方法”。凯瑟琳大帝的力量更微妙，身着上校军服，登上全鞍的雄武白马，男人般矫健地骑到她那赢弱的丈夫面前，获得了心理优势。他以前从没见过军事表演，直到他那坚定执着的妻子出现在他面前，他心痴神迷，立即让她成为俄罗斯女皇。骑全鞍马在18世纪女士中从未有过，她们通常骑侧鞍马。根据自传作家（亚历山大，1989）的说法这一情节不仅具有精神的性含义，同样也显示出凯瑟琳的热情和“渴望操纵、个人自由、感官愉悦和权力。”艾斯蒂·劳达对于权力的神韵没有如此精通，但她运用知识力在化妆品业获得成功。她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了解自己领域该了解的一切，因为没进学校前她已开始给别人护肤，她不具备身体和脸部护肤的技术性教育，但却比她这一行任何人都通晓女性的面部，因而赚取了数十亿美元。哥达·梅对政治科学一无所知，但却指导性地创立了以色列王国，因为她熟悉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信徒，她煞费苦心地了解她的敌人阿拉伯人的一切，这便是为什么她能成为以色列女首相。麦当娜未曾上过商业课程，但《工作妇女》在1991年称赞她超凡的商业敏锐性，称她是一完美的企业家，她获此殊荣是由于她那娴熟驾驭大公司的技巧，她几乎没雇什么人员。麦当娜不同凡响，她了解娱乐业的神韵所在，1992年与华纳公司签订了6000万美元的合同。丽莎·克莱伯恩被一家不亚于《幸福》杂志权威性的杂志称为是“美国伟大的女企业家”，因为她在女装业的轰动性革命，在10年之内，克莱伯恩主导了女装业，这是历史上其他公司未曾做到过的。虽然没进高中，她却比任何活着的其他人都了解自己的领域。莉莲·弗农“知道”什么是邮购者的需要，她称自己的市场研究包括：“自我测试”。玛格丽特·撒切尔知道英国需要什么，她减少联邦政府的权力，创造一种更放任自由的商业环境，她的眼光使她占据政府首脑达10年之久。即使是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完成正规教育的妇女，也并没有得自于学历的多大帮助。奥普拉·温弗雷主修戏剧，但面对电台、电视主持时，她承认自己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学会大众媒介的表演，她说：“我没有任何经验、任何课堂知识能给我临场表演的任何印象感觉。”

不受教育也恰恰帮助了莉莲·弗农创立举世闻名的商品目录册，她创造名，是因为作为一个怀孕的年轻母亲，她需要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她坐在餐桌旁，一边干一边就学会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有着最正规的教育，她的大多数学校生涯用于学着成为一名分析化学家，这有助于她了解英国的工业，但无疑对她攀升到首相职位是毫无用处的。艾恩·兰达有历史学学位，却对她首部伟大的史诗哲学小说几乎毫无帮助。智力：动因还是阻力？根据最近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长子女有比其他孩子略高的智商（约高7分），然而太高的智商同样有害于伟大的革新和创造。书中所有女性都很聪明，艾恩·兰达，奥普拉·温弗雷和琳达·沃切纳都有超凡的智力水平；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玛丽·凯·阿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荣誉学生，基本上本书中所有女性在小学和高中是全优生，甚至“物质女孩”，虽然能以精神品格为代价毫不羞愧地展示其身体资本，也在高中智力测试中获140智商分。奥普拉·温弗雷幼儿园和小学二年级跳级，她像撒切尔，斯坦内姆和兰达一样，是学校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辩者。教育家、心理学家及作家弗里德里克·赫兹伯格发现智商并非革新成功的关键，他说：“不可否认，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是革新的先决条件”，但是“革新者并不必是聪明绝顶之人”，“极高的智商可能成为革新的障碍，因为它往往与教育成就相关联”（1989）。弗兰克·拜伦在《创造者和创造过程》（1969）一书中发现：“对于特定的内在创造活动而言，特定的最少的智商可能与从事的活动相关联，但超过这个常常是很低的最小值，创造性活动与智商测试几乎毫不相关”，拜伦理论中引用玛丽亚·卡拉斯的例子，这位全球公认的现代歌剧天才只上了八年级，歌剧评论家约·翰·阿托尼在1994年描述她：“无理智，但一旦开始歌唱，她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

音乐将她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对事物有更多更深刻了解的人。”（《今日美国》，1994年2月）此书中的女天才情况证实了上述发现，因为十三位女性很聪“明，但并不具备超星级的智力，其他品质，如恒心、直觉、领导魅力、劝诱性、叛逆倾向则是她们借以达到顶峰的途径。她们是聪明的，但比她们心智敏锐更重要的是她们通过驱逐过去不安的魔鬼和失败的恐惧去获取成就的需要。

第二节潜在的创造力

天赋孩子及其榜样过于保护的父母倾向于给天赋孩子树立反面榜样；他们限制冒风险从而阻碍了潜在的创造力。相反地，宽容的父母倾向给有天赋而早熟的孩子施予正面影响，因为他们鼓励他去冒险。有天赋的儿童早年需要榜样，允许他们犯错而不予资罚，鼓励其自发行为。根据天赋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博士的说法：“天才女孩需要成功地将婚姻、孕育和职业安排妥善的妇女榜样。”看来，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于年幼的儿童树立自尊、培植伟大成就是个关键，它训练孩子去获胜和失败，从不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玩任何游戏。天才一般容不得一致，这常常使他们获得“叛逆”的称号，而这恰好是创造天才的理想模胚，他们在没有人身诽谤的情况下学会冒险和失败，因而成为世界的推动者和震憾者。宽慰这种自由行为的榜样是创造性行为的发酵剂。

避开专家：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专家有对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投资，他们常常知道为什么任何新东西不会起作用的所有原因，这些人拒绝变化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权威患得患失，正是这种品性使得好奇事物和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遭遇如此困难。专家往往知道新的未知是危险的，而这正是革新幻想家何以有机会致富和成名的原因。新时代作家安顿·威尔森描绘专家是傲慢的“无所不知者”：权威者是‘绝对正确的’；倾向于获得权力的位置。[这种人]纠缠于事实和数字……我认为正是这种人杀死了苏格拉底”（《普罗米修斯的崛起》，1983）。市场研究不起作用，你无法研究尚未存在的东西。你会认为在推出进化论假说之前，达尔文会与教会意见相符吗？或者爱因斯坦在形成相对论之前，会与牛顿定律一致吗？绝不！只有涉足无人知晓的创造性荒原，才能建立新概念。这些妇女在启动成功创举之前，无人听从专家的意见，如果她那样做了，便不可能出现在此书中。悖论意图：不要太聪明女创造天才们有幅真实的图画，让她们能开拓模糊的地域，她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做不到。对某事无知，承认它并向学习过程迈进。

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正是不知其境者，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不知。这些幻想家知道她们所不知的，换言之，她们并不是太聪明。学校教育我们什么能完成，并无关痛痒地教育我们生活的限制；伟大幻想家不理会这种说教，很少受未知的约束。她们并不知道自己不能，因而她们便行。换种说法，她们剔除了追求自身生活的自我，随着自我的消遁，才能占上风，推动着她的成功。让“本质的”本能占上风，增加了大多数冒险者生活的成功性，而让“自我”挡道，则阻碍了成就。维克多·弗兰克将这一概念称作“悖论意图”，他发现“恐惧造成人所害怕的结果，过高期望则使愿望成为泡影”，简而言之，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不要太过份，否则便无法达到目标。确立目标对于伟大的成功，如赢得一场网球赛是必备的；但目标一旦确定就应该忘记，而将所用精力集中于打好每个必须击中的球。想着取胜往往对获胜起反作用，因为自我的闯入，阻碍了身体自然性本能的表演。总而言之，只有在不想到赢球时才能获胜；人们越是刻意去追求，越是难以获取胜利。试试三个一模一样的签名吧，绝不可能！追求爱情和浪漫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糟途径，唯一获得爱和浪漫的方法是不去刻意追求。悖论意图告诉我们不要集中于整个战役的胜利，而要集中精力赢得每场战争，这便是创造天才的本质。

悖论意图同样显示，认知性愿望不利于有效成就。我们要成为“不是我们意识所愿望的那种人”，而是“我们潜意识注定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放松有意识的头脑，让我们潜意识思想自由探索崭新而未知的领域。整体性地运用我们所有的有意识和潜意识功能，是创造性过程成功的关键。玛格丽特·米德是这方面的完美代表。她的父母放弃正规教育，在少年时代前培养她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他们从生活各方面全方位培养她——艺术、音乐、诗歌——并鼓励她去试验和尝试失败，她8岁，时便记下其他孩子的行为，9岁开始写诗。作家和心理学家珍妮·豪斯顿说米德早年全方位教育剔除了她“或者”精神，她说到米德时说：“双重性是有害的；她被培养成身心并行、思维和感觉并用地接受事物”。豪斯顿认为玛格丽特的早年教育使她能“自如出入于她的潜意识”。大多数这些女性有这种能力，但没达到玛格丽特这种程度，只有她独树一帜地具有利用潜意识力量来实现不可能。米德是非凡的，但我们却能运用内在（潜意识）信仰体系来辅助我们的日常行为，重要的是确信我们的潜意识印象是积极可取的形象；如果不是如此，关键是我们要改变内部剧本来适合达到目标所需的积极形象。

创造性幻想型妇女和玛格丽特·米德一样有一种程序化的潜意识母带告诉她们事无止境，她们有一幅向一切机会敞开大门的现实图象，这一才能使这些女性非凡而自如地达到伟大的创造性成就。单性学校女生学校、教会学校和寄宿学校看来是造就女性未来创造成就的重要因素，这为她们树立早年女性榜样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这些成功女性都有对以后成功起基础作用的女性行为模范。一项被称为“掌权的妇女”（1993）研究发现，美国伟大的女政治领袖以高于其他人10倍的比例进过女生学校，研究认为女生学校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女性榜样，因为“在共处群体中，女孩有别于男孩”，一位成功的女政治家说：“女孩在男女共读学校不会成功，没有优势，你在希望男孩像你，而不是期望成为班级的头脑人物。”玛格丽特·米德在自传《冬天黑豆》中当提到自己从一所男女共读学院转到女生学院时，更多地谈到这一点。她强烈地感到她在女生学院乐观地感觉到作为女性所拥有的潜在力量。根据父亲的意思，她曾在芝加哥德珀学院学习1年，然后转到纽约城伯纳德女子学院，因为在德珀“很明显地，所有超过聪明男生的聪明女孩都为此而受挫折”，她继续说道：“在德珀的那段日子，我时刻感到自己是个亡命之徒”。

米德确信，在大学环境女生要与男生竞争很难获胜，因为压力使得男孩占优势。在伯纳德学院，她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以她喜欢的方式进行竞争，她在那儿交了群终生的朋友“阿什罐头猫们”，米德是她们的头，罗斯·班尼迪克成为她们的榜样，最后成为米德的朋友、知己和伴侣。这些妇女中六位进过女子小学、中学或大学（见表7），玛丽亚·卡拉斯，丽莎·克莱伯恩，简·芳达，麦当娜，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从这些女生学校环境中受益于女性榜样，其中四位一直在女子学院就读。只有艾恩·兰达，奥普拉·温弗雷和琳达·沃切纳毕业于男女共处院校，从女子学校毕业的有格里亚·斯坦内姆和撒切尔。简·芳达在维萨度过了艰难的两年，发现了许多女性榜样，但她们的影响值得怀疑，因为她那些大学生女联谊会的姐妹们说她很少在那儿。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学校的女性榜样中受益颇大，因为她有个独特之处，即在研究生之前从没和男孩同班过，她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在女子学校就读。

表7单性学校教育玛丽亚·卡拉斯八年级前纽约城教会和公立学校丽莎·克莱伯恩比利时和新奥尔良教会学校简·芳达加利福尼亚和康涅狄格寄宿学校，女子预料学校（康涅狄格洛林威治学院，纽约艾玛·威尔莱德）和纽约维莎女子学院麦当娜高中前教会学校，以修女为榜样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美国各种学校，六年级前没在一所学校满1年，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学校。史密斯女子学院玛格丽特·撒切尔小学及中学女子学校。牛津索姆维尔女子学院。研究生院是她首次与男生共受教育的经历小结正规教育不是伟大女性成功的因素。十三位中有八位没有大学学历，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人受过研究生教育。尽管缺乏正规教育，这些女性都是各自领域有素养的行家，她们通过启发式的方法获取知识，以试诸方法解决问题，进行脚踏实地、平地起步的革新，她们通过实践获取知识。她们的知识是她们的力量，她们比任何人，包括那些在本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对自己的领域了解得更多。智力或智商并不是女创造天才成功的因素，颇具讽刺性的是，麦当娜是这些女性中智商分最高者。所有这些女性都很聪明，但其他个人品格，如恒心、冒险倾向、领导魅力、自尊和工作热情是导致她们成功更大的因素。然而她们都富有才华，因而难以忍受无用的认同，这使她们不喜欢官僚权威。

她们的难以忍受使她们成为不趋同者，而这正是伟大的成功努力的积极性品质。这些妇女在踏入自己的领域之前，并不完全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尽管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她们却成功了。专家们曾断言她们必败无疑，因为她们踏入了男人的世界，或者间人了陌生的禁地。然而她们却证明专家们错了。单性学校教育看来是有利于她们成功的另一积极因素，一半妇女在早年的学校中找到自己行动的女性榜样。这种经历给她们注入的印象是：不用依存于女性神秘光彩或得到男老师的认可，妇女也能达到顶峰、获得成功。这些成功的幻想家女性，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崇拜和模仿她们的年轻妇女的榜样。她们证实知识就是力量，能够被任何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所获取。后页前页目录第四章创造性叛逆者踏入无人问津之地---------------我们应惧怕“知道”，而不是害怕“无知”。——迪派克·乔伯拉，M．D．打破常规，逆流而上，另辟蹊径，不受制于陈规陋习。如果有人以一种方式行事，你就有极好的机会反其道而行之。——塞姆·沃顿专家是那些自认为对现实无所不知的家伙——因而他们从没在生活中发现任何新生事物和伟大创举，他们是绝对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相反地，新手们从不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什么能得到，哪种产品能出售——因而注定成为新事物和突破性概念的创新者。这种新生幻想家们直觉地“知道”没有通往现实的绝对正确或错误的途径，因而能以透彻的准确性和惊人的速度向目标行进；他们不陷入别人描绘的事实泥坑中、他们设计通往希望田园的自己的图画，针对目标，他们的眼光能摧毁旧图画。专家总是惧怕新鲜未知和新概念，从而让革新创业者有机会毫无束缚地踏入创造性空档。创造天才们往往因其探索和冒险行为收获丰厚，他们所获的财富和名声只是他们对社会所作巨大贡献的一种小小补偿。这十三位幻想家都不理会专家高论，以各自不同的行为改变了世界；她们拒绝随波逐流，因而成为各自领域认可的领袖。宏观视野：创造者见到森林，而不是树本以整体、宏观、大场景视野看待世界是这些妇女成功的关键，她们能以“简单”答案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莉莲·弗农知道妇女需要独特的个性化并且在传统目录册中难以找寻的东西，因而她创立了鲜明的直销方式来赢得这些顾客，她知道与西尔斯或佩尼商品目录册公司针锋相对地竞争是不可能成功的，她的直觉告诉她以西尔斯（现已倒闭）为目标，莉莲·弗农的商品目录册已打破销量记录。创造性妇女看到宏大场景，但以一种简单的眼光贯彻她们的目标决策。她们明白太多的知识有碍于创造成就，她们不理会那些保护性地将其自我投于已知领域的微观眼光的专家。

专家了解世界是方的，但他们错了！根据报界对首次飞行的解释，认为莱特兄弟的飞行是个骗局，但正是这所谓的骗局实现了世界旅行业的革命。网络专家认为有线电视网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是泰德·特纳的革新改变了电视，从而成为那些预言他死期的网络公司的强劲对手。专家告诉艾恩·兰达，她的作品将难以出售，但她三部巨著售出了2500万册。专家知道像带不能出售：它们只能出租，但是简·芳达证明他们错了，出售了史无前例数目的像带。英国的政治霸头认为玛格丽特是时代的异己分子，不构成重大危险，但她相信自己的命运，攀升到英国政界的顶峰。玛丽·凯·阿什和艾斯蒂·劳达的律师和会计都告诫她们会失败，她俩都毫不理会，现在她们能用零花钱买断这些律师。这些女幻想家有宏观眼光：她们将决策基于长期的可能性，这使她们胜于世界微观眼光的专家们。自信：所有创造的催化剂强劲的自信是创造性天才最重要的品格，对意欲以革新的大规模计划闯入一个崭新的领域的人而言尤其重要。

探索者往往面临与现存体制及所谓行家的争斗，这不得不具备令人惊畏的自信。有些人常常把不安全与缺乏自信混淆起来。这些妇女有许多不安全因素，但却以其勇往直前的气势克服了欠缺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们对表现的焦虑成为追求完美的积极动力。心理学家，如罗拉·梅曾指出：出色的表现需要一定程度的焦虑；事实上焦虑强化了表现。这些女性以其无畏的气魄超越了自我不安。从外界看来，她们的行为更像是自信，尽管这是立于焦虑之上的假自信。无论怎么称呼它，它奏效了。在她们达到顶峰之前，几乎无人相信这些妇女的思想概念；前进中她们不得不相信自己以克服敌人和朋友的巨大怀疑。著名的幻想作家玛丽琳·弗格森，在《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一书中曾谈论冷嘲热讽的专家，她说在新范例创建中，自信是克服讥讽的传统主义者的关键，“新的范例往往在降临时被待之于冷淡，甚至嘲笑和轻视，它们的出现因异端邪说而遭攻击……我们对趋同的恐惧部分是源自于害怕自己，害怕我们对决策正确性的怀疑。”艾恩·兰达对这一理论给予了认同，“我肯定，那些将成功归之于运气的人，从未有所成就，也未曾拥有一丝一毫成就所必备的坚韧不拔精神。”艾恩·兰达和琳达·沃切纳都提到，大多数妇女有成功障碍，因为她们在年轻时种植了喜欢“得到认可”的概念。

第三节家长作风

玛丽·凯·阿什、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以同样的语调批评妇女不愿冒不认可的风险，不敢违背家长作风盛行的社会。当面对逆境，尤其是遭受到那些让人尊重的人士忠告时，需要有极大的自信。这些妇女愿意对专家置之不理，这并不是说她们的反对偶像崇拜行为不必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她们抑制女性的需要，而投身于成就获取之中。她们日复一日地与所谓的专家斗争，最终获胜。而对低毁者，她们运用超乎寻常的自尊和坚定不移的自信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旦她们的自信占据上风，流行必然隐退。哥达·梅一生中许多时候面临着死亡和毁灭，但她依然自信而乐观，这种自信是创建自由的以色列王国的基石，没有她坚韧的自信不可能有以色列。细胞质的知识与创造力在本章开头引用的迪派克·乔伯拉的话讲道，知道是创造活动的致命杀手，而不知才适合于创造性天才。乔伯拉认为我们将生命的潜在机会建立在预知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概念之上，我们常常对于什么是得以获取“可能”的东西了解得太多。

乔伯拉是相对于精神和身体健康而传播这一信条的。他在报告中显示人体中每个细胞是如何每年更换一次的，当问及癌症和爱滋病患者何以未能以新细胞每年得以治愈时，他解释道：“专家”由于其满腹经伦而不断制造着致死的细胞，他继续解释人体每个细胞每年都更新一次，但是人脑成为限制性的联系因素，因为它每天有6万个思想细胞，而其中90％在其遗传性复制中被预决成如同旧细胞。因此，教条主义思想能使病者生病，因为他们以负面细胞来复制，反之健康者因同样原因保持着健康。病体负想性细胞（预先程式化细胞）污染了新的健康细胞，结果使病人的医疗诊断结果毫无变化。癌症和爱滋病患者通过复制“病细胞”思想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健康，这种思想每天印刻于脑细胞，决定了他们体内新细胞的性质。乔伯拉声称：我们对于生病的内在知识决定着我们生病的状态，我们因为拥有太多的我们“是有病的”知识而在自我摧残。研究显示迅速的康复基本上都发生在“弱小老妇”身上，她们通常未曾浸染太多的知识，她们有较高康复可能，是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会死，统计表明较早死于癌症和爱滋病的往往是医生和其他一些“知道”太多自己死亡可能性的人。创造活动、创业和革新很多方面与健康类似，知识当然重要（见第3章），然而当着手新概念时，具有开放式思维很重要，不要“知道得太多”。

事情如何完成的预先知识是重要的，但能完成什么的预先知识，则有碍于创造性过程。换言之，我们内在的事实图景支配我们的创造潜能。从研究这些男女创造天才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基本上从没生病过，尽管他们都是A型工作狂（另一本书的主题）；并且肆意滥用自己的身体和感情系统。知识性傲慢与创造力不成功者知道一切，成功者知道太多，天才们知道极少！是个悖论吗？不！有经验的老师教会我们太多的什么不起作用，什么不要尝试，什么不能做到。事实上，我们学校体制所亵渎的正是那些他们应力图尝试着去做的东西，他们以自己具体化实现了的限制教育学生。哥伦布被教导地球是方的，但他不信。其他天才也遇到如此境遇。

西尔维纳斯·P．汤普森教授说爱迪生的电灯泡计划“注定要失败，显示出他对电和力学的基本原理都一窍不通”。教授的想法并不孤立，斯蒂文森研究所的亨利·默顿博士也称爱迪生电灯泡的发现是“纯粹无知引致的荒诞行径”。这两位饱学之士都在嘲笑一个只接受过3个月正规教育而恰恰是正确的人。贫穷而无教育的爱迪生没有受到什么是可能和什么是不能做的约束——因而他实现了不可能，他创造了真理。真正的创造天才，就像爱迪生一样，从承认无知中脱颖而出，这些创造性妇女有着同样简单的直觉领悟，引导她们不顾陈规和专家高见。玛格丽特·米德在《冬天黑豆》中令人信服地说道：“就我而言，毫无疑问自己是个离经叛道的人，因为我以极大的兴趣从事着那种大多数妇女不感兴趣，更不用提以此为职业的事情。”过多的知识无疑自杀！众多的研究说明，世界上伟大的革新者有开放式思维头脑，使他们探索无人问津的处女地；历史也给出无数事例显示，专家们是如何以其维护传统的热情阻挠着创造力，甚至爱迪生否认泰斯拉的交流电理论，因为它与自己对事实的概念了解不符，更重要的是这与他自己直流电的发明相违背。更多事例说明，对那些顽固相信专家所传授的知识的人来说，太多的知识害人非浅（托马斯·S．奎恩在《科学革命》中归纳出，没有一种新范例能在旧范例代表性专家逝世前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再想想那位不幸被锁在冷库厢中的人，他明白如果不在几小时内得救，自己会冻死，他在临死前记下几句话，涂写在车厢墙壁上，“越来越冷，马上要完了。”当第二天发现他尸体后，人们检查了冷库，发现开关关着，温度是58度。

这个人“知道”太多，因而杀死了自己。医学甚至记录了一个更离奇的故事。8个人被困于深坑，因为没有水和食物，他们知道除非在几天内获救，否则必死无疑。他们中只有一个有手表，他负责向别人宣布时间，让他们明白生还的机会大小。为了保持其他人的精神，这个人撒了谎；当过去1小时时，他说过了30分钟；他连续几天谎报时间。一星期后这群人才得救，在缺水情况下他们能活这么久实在不容易。其他人都活着，只有那个知道事实的报时者死了。太多的知识杀害了他，而太少的知识救了其他人。心理学家已证明思“之”则有之。如果棒球指导对投手说：“别把球扔得太高滚进去”，在投手潜意识脑海内记住的话正好与指导完全相反：“高点和进去”。唯一适当的交流必须有助于潜意识贴切植入的信息，在这个例子中“低点和外面”是唯一合适的交流语言。正面看待是给成功的行为反应刻入合适形象的唯一方法，有两个标准是：限制合适的知识，植入新的正面知识。我们这十三位女幻想家只想自己的终极目标，从不让旧条规来破坏自己的任何思想！创造天才踏上无人问津的禁地麦当娜告诉制作人打破常规，尝试别人未曾做过的。她坚持说要他们试试“不同”，尽管那是有背传统的，这种哲学观帮助她打破了甲壳虫乐队在80年代保持着的流行歌曲单曲唱片销量记录，同时给她带来了金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第一个职位教育大臣的任期中，为控制教育经费预算，毅然停发儿童免费牛奶，她因此立即遭到了新闻界和反对党的批评，给她冠上不友善的头称：“牛奶掠夺者撒切尔”，反对她的文章称这是“母狗的壕沟”，预言她自取灭亡。

她是在政治自杀吗？她全然不理会这种宣传，沉浸于未来，义无反顾地迈向长远目标，这种大胆行径正是导致撒切尔踏上这块领地最高位的一个原因。在没有一个男人敢于获取不可能的职位时，她登上了保守党领导人的位置，她不怕烈火的袭击，承受着热浪，她因而获得成功。作家艾恩·兰达撰写的小说《本源》和《阿特拉斯耸肩》也打破了所有规则。她的出版商恳求她取消重写这种史诗小说。因为这实在太深奥，不适合一般读者。艾恩·兰达不了解出版界关于读者人数的统计调查，但毅然拒绝对手稿修改一个字，造成了与出版商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根据专家说法，两本书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500万册销量，《本源》还拍成了由加利·考伯主演的，深得赞扬的电影。打破常规打破常规的能力是创造幻想家的关键行为品质。当塞姆·沃顿提到自己成功经营的规则时说道：“我常为自己能破别人之常规而感到骄傲，我始终偏爱能对我的规则提出挑战的异己”，这一哲学观使他成为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在他90年代的自传中，沃顿说：“首先要破除陈规……所有知道我以不成熟想法向前行进的人，都以为我是完全失去了理智，没有人敢将投资赌注押向第一家沃·马特联锁超市时……我们倾家**产起家”。像塞姆·沃顿一样，玛丽·凯·阿什的律师也告诉她：“立即清偿你的资产，拿回所能得到的所有现金。如果你不这么做，将会分文不名”；她的会计师，在她开店前30天，丈夫突然死于心脏病的时候告诉她肯定会失败，阿什不理会这些悲观者，她继续行进，创立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具有讽刺性的是，艾斯蒂·劳达在15年前也受到律师和会计师相类似的警告，他们叫她不要到竞争激烈的化妆品行业去，那样几乎毫无成功希望。

她置之不理，创建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哥达·梅到达了大多数男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她连夜穿过沙漠，去和她的至敌阿布杜拉国王见面，在以色列国建立前，争取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她怀揣手榴弹来保护自己的国民，争取以色列国家的保存。她度过了多年生存水平线上的苦行憎生活，她毫无怨言地几乎在躺椅上度过了三十多年时光，大多数妇女可能从没想象过多年来只以两件棉衬衫度过光阴，她却只有这两件替换衣服。对这位激昂旺盛的女性来说这，这些物质条件并不重要，更不用提化妆了。她打破了所有女人特性规则，但却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年满50岁时还被看作是最迷人、令人愉悦的女人。反对偶像崇拜的女性许多妇女幻想家被看作是叛逆者，因为她们否认习欲。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莉莲·弗农、麦当娜、艾恩·兰达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极其倔强的女幻想家，她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信，能让她们面对传统的挑战而不丧失自我；她们的怪僻源于同行和对手的强烈反对和敌视，她们那不撞南墙心不死的决心使她们富有趣味而与众不同。看看移民艾恩·兰达（又名艾丽莎·罗森伯姆），将她的姓取连合活字，头一个字母与她的“大块”的好莱坞电影赠品相嫁接，以不致于被驱逐出境，然后力图保存她的名，兰达。

再想想玛丽亚·卡拉斯告诉她罗马天主教徒的丈夫贝蒂斯塔取消与教皇的见面“今天上午我不想去见教皇，天在下雨，在灰暗的天气穿着黑衣眼让人不舒眼。我们换个时间去吧。”贝蒂斯塔发疯般地解释没有人会因为下雨而不去朝见教皇，但无济于事，卡拉斯固执己见。教皇——伟大歌剧迷——答应了她改日接见，当时反复无常的异已者卡拉斯与教皇就歌剧的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斯坦内姆告诉女性听众，“在接下去的24小时，根据简单的法律原则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海努埃·珍妮听从此言持续5年，她说“我是个激进派”，在1969年和1972年，她坐在北越南的榴弹炮上，通过向军人的实况转播，恳请他们停止战斗。这种出格的行为举止并非毫无代价，大多数妇女会在这些女性每天所受的精神折磨中垮掉。凯瑟琳大帝是历史上偶像崇拜最激烈的反对者，她颠倒社会现有的男女性别观念，像男人般骑上雄马，跟着个让她愉悦的男侍从。特蕾莎嬷嬷显得同样离经叛道，罗马教皇在去印度时赠给她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车作为交通工具，大多数妇女会出于政治礼节，至少在仪式上使用它，但不趋同的特蕾莎嬷嬷却不顾繁文缛节，将它卖掉后把钱分给了穷人。玛格丽特·米德甚至走得更远，将自己和丈夫乔治·贝特森都称为是“离经叛道之徒”。许多这些标新立异者都被她们的敌手冠以不雅观的称号。撒切尔的绰号是“铁女人”，这也确实是她好用的方式写照；卡拉斯被称为是“恶魔女主角”，甚至特蕾莎嬷嬷也被杰曼·格里尔称作“宗教帝国主义分子”。

所有这十三位女异端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叛着陈规陋习。艾恩·兰达反叛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言语表述，那样充满敌对，她学会面对现实生活的艰辛，但决心在长大后改变它并埋葬它；在队伍的发展中，她从不让“现实”生活的艰难来干涉她的主观想法，她在自传中将自己总结为“负有使命的女性”。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都以不妥协的个性闻名，她们从不对自己的看法闪烁其词，装腔作势。莉莲·弗农，丽莎·克莱伯恩和玛丽·凯·阿什在她们迈向顶峰的争斗中也远非柔顺谦恭，因其强劲而优雅的风格达到目标而深受崇拜。所有独立的精神个体都毫不畏惧地以内在鼓声行进，不受外在乐队的干扰。专家：自我沉湎之徒1906年1月的《科学美国》否认莱特兄弟的飞行，而称之为一场骗局；J·P·摩根，当时的金融天才写信给贝尔说他的电话发明“毫无商业用途”；威廉姆·里尔将军，一位爆破专家，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1个月的1945年6月说道：“曼哈顿计划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愚蠢的行为，我以爆破专家的身份保证原子弹绝不会爆炸。”专家是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之徒，他们忙于保住自己的权威，因而根本无法发现新生事物；他们的自我是赌本，因而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它。

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营建帝国大厦时与一位专家针锋相对，对他作出了最简练精确的描述：“他是了解一个主张不起作用的所有原因的人”。马克·谢伯德，70年代得克萨斯机械公司的总裁，当被问及何以成为工业界巨头时，他巧妙地答道：“那些公司了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懂，我们很愚蠢”。玛丽琳·弗格森，《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作者说：“我们对于趋同的恐惧，部分地源于对自己的害怕，自己决定正确性怀疑的害怕”。趋同不是书中这些妇女的品质，这些女性比男同伴们更少感情外露，而更多荒谬离奇的怪癖。玛格丽特·米德使其反对者大惑不解，“我被妇女斥之为缺乏女人味而被男士尊称为最具女性魅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