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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辱专家 华罗庚也被拔了（第2页）

更为严重的是，贺麟还“宣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是师生朋友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红与白的关系。”为此，学生们毫不客气地批判说：“这是充满了混乱和诡辩，难道师生朋友关系能够排斥或掩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么？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辩护士，马克思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与黑格尔，革命与反革命，红与白，贺先生真的一点看不出么？”

学生们还对贺麟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下了最后通牒：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清算自己的反动观点，拔掉白旗，树立红旗。

贺麟并不是那种完全不问政治的学问家，而是对“红”与“白”区分得很清楚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当局曾三次让他南下，但他听从了地下党的安排，留了下来。他说：“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逃跑，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期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贺麟不但清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而且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拔白旗运动过后20余年，贺麟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中文系用今天的话说，是人才汇集，名家如林，而在当年可谓白旗林立，知名的“白旗”就有林庚、王瑶、王力、游国恩、高名凯、朱德熙、魏建功等。这些人，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我国语言文学界的大学者。

在这燥热的暑假，受“大跃进”鼓动的北大中文系的青年师生，为了拔掉本系的白旗，放弃了休息，“苦战40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的群众运动”。一时间，系里成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红旗学习小组”、“毛泽东文学社”、“瞿秋白文学社”、“鲁迅文学社”等39个研究会和学习小组，“写出了许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专辑大字报”。其中有批判游国恩教授楚辞研究的专辑，批判林庚教授文学史研究的专辑，批判王瑶副教授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专辑，批判魏建功教授治学中的教条主义专辑，以及批判朱德熙副教授语法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专辑等，还油印了多种批判论文集。试举一例，便略知这些白旗是如何被拔掉的。

游国恩是有名的楚辞研究专家，研究楚辞三十余载，关于楚辞的论文写有几十万字。这也正是他被树为白旗的根据之一。学术界在“拔白旗运动”中，鲜有不学无术者成为白旗者。拔旗者宣布，游国恩研究楚辞的方法是“博闻强记”的考据，这是资产阶级的考据方法。

在拔旗者眼里，游国恩不但考据的方法不足取，而且也没有考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4月25日，九三学社北大中文系小组举行交心扩大会，“进一步帮助游先生转变立场，拔掉白旗竖红旗”。“帮助”的结果，是发现游国恩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主要问题有：自恃有“读书多”和有“考据”方法两点资本，“大胆起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从理论到实践走的是一条反马列主义的道路”；“认为教学改革糟得很，因而结论是党不能具体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个人名利思想也十分严重”等。

据学生们在批判中揭露，游国恩把屈原伟大的抒情诗篇的思想内容考据成“宇宙”、“神仙”、“神怪”、“历史”四大观念，把屈原考据成一个“出自史官及羲和之官的、阴阳怪气的杂家”。更要紧的是，他在“楚辞女性中心说”中，把屈原考据成以宠衰爱弛的“弃妇”乃至“寡妇”自况的追寻旧欢的人。

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既然游国恩成了资产阶级的大白旗，也就用不着对他有什么客气。于是，“学生们不仅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把这些所谓的‘学问’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还令人信服地揭露了游国恩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那么，游国恩这面“资产阶级白旗”是如何拔掉的呢？批判者称，他们的办法是：

第一：突破一点，全面开花，先抓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得出经验再攻全面。比如我们头一下子是集中全力钻游先生关于屈赋四大观念（见“楚辞论文集”中之“屈赋考源”）学说的第一个观念（宇宙观念），从中发现了他用神话人物的事迹作考据的唯一证据。继而发现他夸大了继承性的作用，抹杀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事实。突破了这一点，并从中得出了经验方法，再运用这些经验方法去展开全面的批判。

第二：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第一步是就事论事，游先生写了“屈赋考源”，我们就批判“屈赋考源”。第二步是把各篇作品加以综合，找出其体系的规律和特点来批判。然后再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后两步的工作。

第三：干部带头，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集体的力量。干部先看材料，作启发性、提纲式的发言，并提出题目，大家讨论决定，然后按计划分成若干小组，分头看书，发现问题，小组辩论后得出初步结论，再拿到全社（按：指学生组织的毛泽东文学社）大会来辩论，最后分头执笔，拟出文章草稿，选出优秀的提纲，吸收各家之长，写出小组文章，经社员大会逐篇讨论定稿。

就这样，批判游国恩的文章写了出来，学生们还创办了专门登载批判文章的油印刊物《赤卫军》，游国恩这面“白旗”也就这样被拔掉了。

三

北大校园的拔白旗活动热火朝天之际，与之仅有一箭之遥的清华园，拔白旗、插红旗活动，也是开展得如火如荼。

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一传达，清华党委就决定在学校里开展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彻底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清华党委认为，在过去一段长时间里，许多人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许多人在资产阶级专家面前有自卑感，就是因为人们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衡量别人。党委觉得，用资产阶级尺度衡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个子就矮了；反之，用无产阶级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子就矮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理论，也是一个绝好的“兴无灭资”的办法。

按照这个理论，清华大学党委特地制订了无产阶级专家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挺简单：其一，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促进派；其二，在思想上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其三，在业务上是理论联系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标准既然订出，拔旗活动也就开始。党委紧接着在群众中开展拔旗、插旗的讨论。发现谁符合这个标准，就插谁的红旗，进行群众性的大表扬；发现谁“坚持资产阶级专家道路，就拔谁的白旗，拔别人也拔自己”。结果，“在群众中，凡是红条条红点点、白条条白点点都要给指出来”。

这样，“一些又红又专的教师和学生，不是个别地而是成批地涌现出来”。全清华共插了五百面红旗，其中90%以上的教师和100%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个巨大的事实，冲散了资产阶级专家的迷雾，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右翼专家们。”于是，“红旗高高树起；白旗被拔掉，资产阶级专家的框框被打破了，人们的头脑就解放了，共产主义思想大大高涨，敢想敢干在师生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复旦大学树了两面大白旗，一为周同庆，一为陈建功。为了拔陈建功的白旗，复旦有关部门颇费了一番周折。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特地撰文介绍了他们拔陈建功白旗的经过：

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建功是学校中“白专”的一面旗帜。在检查“红专”规划时，我们决定对他进行重点批判。他在一开始见到批评他的大字报时，大发雷霆说：“我放一个屁，你们也要出我20张大字报。”他找学生谈话，还想向学生作报告，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群众压下去，结果他话还没有讲完，学生就对他提了更多的意见，贴了更多的大字报。他知道事情不妙，就不敢再找学生谈话。有人问他：“你不是要向学生作报告吗？”他说：“一次谈话50张大字报，再做报告就要有100张。”这时他的权威架子被初步打下来了，但内心很不服气，我们就组织同他共事30年的苏步青教授主动地检讨了同他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主要问题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讲出了许多陈不了解的情况。陈听后很感动，说“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他所喜欢的助教和学生也去同他个别谈话，列举大量的事例诚恳地向他说明：在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很多他认为得意的学生在政治上却堕落为右派，或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当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对他开展斗争，他的儿子还贴大字报揭发他告诉自己“只要好好读书，如果人家写出一篇论文，你能写出十篇论文，人家就会来找你的”。我们又和陈望道校长等找他深入谈心，说明对他的希望，希望他很好地进行检查。最后他在教师大会上作了较好的检查。

四

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更是惊心动魄。全武大在拔白旗过程中共有391人受到批判，其中教师84人，约占教师总数的14%；教授、副教授32人，占被拔白旗的教师总数的近40%。学生305人，占当时在校学生的9%。武大物理系参加运动的学生有13%被当做白旗而拔掉，另有3。3%的学生被树为灰旗。该系被拔掉的白旗、灰旗中，剥削阶级出身的占52%。可见，现实表现固然是判断红旗或白旗的标准之一，而家庭出身与旗的颜色也关系甚大。

武汉大学拔白旗最激烈的单位，要数数学系，这里树着全武汉大学最大的白旗，便是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

一般被拔掉的白旗，都是“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而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理应成为“红”的象征，红旗的标志。可是齐民友却不合时宜，对所谓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异议，结果被树为大白旗。

本来，齐民友在武汉大学一直被认为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政治、业务上都为人们所推崇。他是武大党委委员兼数学系总支书记，在数学系威信很高，用武汉大学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话说，“党内党外对他的迷信都很大”。正因为如此，这面大白旗也格外难拔。

这年5月，武大党委提出要贯彻业务结合政治、教学与科研结合生产、理论结合实际、脑力劳动结合体力劳动的“四结合”方针。对此，齐民友提出了不同意见。

齐民友认为，数学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不同，有它的特殊性，它是从实际问题成为概念化东西的，数学本身有一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个系统的发展，不是依赖于生产实践，如果只懂一点数学的话，去联系生产实际很困难。数学理论联系实际、用之于生产实践的时候，就必须找数学的抽象语言，与原来抽象的物理定义相结合，这就需要有物理、力学及边缘科学知识，可一个数学家的精力有限，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是可以联系生产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但不是每一个分支都可以联系生产。现代数学的产生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数学要联系实际，就要联系尖端科学。理论联系实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数学系不大好搞。这就是所谓的齐民友数学特殊论。

齐民友的这些见解，与“大跃进”时再三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多么地不合拍，他被树为白旗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