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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孙中山辛亥历程 武昌起义后向美求援被拒（第4页）

在美国史学家韦慕庭分析看来，筹款一直是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基本任务，无论对象是早期的华侨还是后期的外国政府。当时临时政府财政极其拮据，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后来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款20万元，可当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10枚银元了。当年跟随孙中山一起回国的荷马李将军要回国，孙中山想发点薪金给他，可连100块钱都拿不出。

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孙中山一直没有间断与袁世凯及清廷的接触。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部主任郭必强向本刊记者介绍，其实，孙中山在得知自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曾发电报给北京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谁能使清王朝逊位，谁就能取得共和国领袖的地位，这在当时已是各方共识。从郭必强他们偶然发现的一批电报来看，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的第二天，即发电报给外交部，让他们每日都要报告与北京方面议和的进展情况。

在张宪文教授看来，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各方妥协的结果。武汉与上海各不相让，北京又是代表清廷旧势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满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争执。只是，深谙中国政治规则的袁世凯怎么会放弃北京，为此甚至还发生了亦真亦假的兵变。后来孙中山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他在1914年4月18日致邓泽如的信中反思说，当时所任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志办副主任赵建中曾专门研究过孙中山在南京的活动。他告诉本刊记者，南京期间，孙中山曾登上城内最高点狮子山，观察长江两岸的防御形势；曾到过三牌楼的广东会馆参加同乡宴请；也曾在夫子庙的文德桥上即兴发表革命演说。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总统府内料理政务。从西花厅办公室走出来，跨过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桥，不远处一座灰砖青瓦的中式结构二层小楼，就是他的起居室，门前一副对联是孙中山亲自所作——“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当。”虽然贵为大总统，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孙中山仍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不久，他的原配夫人卢慕珍也来到这里，亲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过4角。刘刚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历史细节。有一次唐绍仪来访，孙中山留其吃饭，特意让人去买了一只卤水鸡，唐拿过来三两口便吃光了，孙只得说：“慢待了，没什么好菜了。”唐绍仪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只肥烧鸡，我一人一顿就吃完了，想不到总统府里只是这样待客。”

赵建中说，从史料记载看，孙中山从1912年4月3日离开南京后，并未在有生之年回来过。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于他的去世而更加明显起来的。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吩咐要葬于紫金山。相传是因为，当年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天孙中山与胡汉民去钟山打猎，发现了这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可紫金山在哪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因为，大家只知南京有个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后来，汪精卫还专门请历史学家写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报馆发表，这事才算最终定下来。

1929年5月28日上午，运送孙中山灵柩的专列抵达南京浦口车站，当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只能在浦口码头转乘轮船过江，在对岸下关码头登陆，直接沿中山北路运至现在位于湖南路10号（当时称丁家桥16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线的地名也多与孙中山有关，中山门、逸仙桥，南京城内还随处可见中山先生的印记。浦口车站虽然已经停用，但站前的拱形连廊还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从浦口开往下关的轮渡，每20分钟一班，票价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登船往来两岸。船行江上，不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巨龙锁江，天晴时候，狮子山顶的阅江楼清晰可见。

革命港湾

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自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新闻记者端纳就承担起他的外交顾问角色。他很快发现，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袁世凯别出心裁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请孙中山出任，月薪3万元，只是为了利用已经引退的他的影响力。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愉快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空头职务，并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专用花车，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纳被早早叫到孙中山所在的花车车厢，只见孙中山已经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条，把各个城市连起来。孙中山兴奋地告诉端纳：“我计划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一连几天，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革命领袖都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梦想中。车到丰台站，孙中山要接受中外记者访问，并向大家介绍他的铁路救国思想，这让端纳很是紧张了一番。他提醒孙中山：“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有的是路。”孙中山皱起眉头。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陡峭不平，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孙中山态度温和，但却不可撼动。

结果，后来记者来到车厢，只是孙中山的地图却不见了。这时，一位秘书走过来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了一番，孙中山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就这样，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很显然，防范孙中山过度理想化，已经成为端纳的职责之一。

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王志鲜前些年找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已经被住户改装得几乎不能辨认。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遗憾的是，1999年，这栋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学会堂大楼。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二楼则是书房和起居室，加起来也不过400平方米。美国友人林百克先生对这栋房子详加描述一番后，认定它是“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楼前的小花园，是他与夫人经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经常造访的朋友描写道：在打槌球的时候，孙博士总是用力挥动木槌，在他获得了第一个机会时，就把球送到离孙夫人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而且预测到最坏的遭遇，孙夫人总是站立在边线地方转向我们，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个布尔什维克！”

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看来，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全国舆论中心、革命策划基地，交通便捷，利于对外联络，舒适的环境切合了孙中山多年的欧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较有保障。不止一次，孙中山告诉友人，自己家门口就有两个法租界巡警在巡视保护。从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后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上海就成为他的革命港湾。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洋房密布的老城区，粗壮的法国梧桐遮蔽了整个街区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部队推翻曹锟军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9日，从香港北上途经上海的孙中山，在莫里爱路的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参考书目：《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袁氏当国》、《国比天大：宋庆龄》、《总统府史话》）

康有为

宫崎滔天

张之洞

黎元洪

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革命作为一种结果，寻找前因时，如果失去对历史动力的发现与理解，我们将一无所获。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李鸿谷

孙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广州起义，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义。很遗憾，失败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颇多令人扼腕叹息之处。

在准备起义的当天凌晨（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伙伴杨衢云的电报，报告“货物”不能按时到达，要推迟一天，即27日晚上运到。可是，头一天晚上参与起义的各路人马已在广州聚集，准备从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货”。离早班渡船到来还有几个小时，电报来了，说要推迟。这时候，孙中山决定，无限期推迟起义时间。他发电报给杨衢云，让他取消“装运”，另等通知。在付给广州起义战士费用后，遣散各路豪杰，让他们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杨衢云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要求“接货”。

事实上，几周前，香港警察即已获悉三合会在为广西起义招兵买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终于在码头发现600名苦力，他们宣称：是准备去广西梧州当“官军”的，每月10港元；这两天他们每天得到5分钱的饭钱，雇用方还答应给他们每人1港元作船费。因为没有查获他们有任何武器，警察只能放行。当晚，香港警察终于知道杨衢云将大批军火装上了“保安号”轮上，这个情报迅速通过电报传递至广州衙门。

事情败露，清官兵开始追捕孙中山。

若论败露，实际上，这次起义在两天前，即被告发。当时广州兴中会成员朱淇，要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发现了，担心被株连，假借弟弟的名字，向县丞写了份自供状。消息迅速传至广东总督谭钟麟那里。据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是谋反者时，不仅不惊慌，反而大笑，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无害的“疯子”，“岂敢造反”。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接获香港方面的电报，广东方面不敢再轻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个准备去广西当“官军”的，哪里截得住，跑了大半，只捉获四五十个人。最后在7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里，因为没有人来认领，才发现装运的“货物”——200多支左轮手枪。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没有启动，即告结束。这次事件，颇值解剖与细思的是孙中山“革命”的模式：会党加华侨。这是他的力量之源。孙中山先生后来自述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会党出力，华侨出钱，留学生宣传。只是这时，留学生这支力量，尚未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