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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第2页）

大家都住在前门饭店，前门饭店顿时热闹起来。首先，华国锋做报告宣传了毛泽东指示和特赦战犯的部署。阶级斗争紧张了9年，终于看到缓和的这一天，与会者个个拥护，发言踊跃，保证做好工作。思想高度统一。华国锋规定，每天情况简报要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同志。会议10日结束时，由施义之作总结发言，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的具体做法。会议结束的当天公安部预审局电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

二、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很满意

1975年３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③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释放政治犯。“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示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个政策早在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次会议上就宣布过。那时海峡两岸硝烟未散，就是回去了，蒋介石也不会放过。所以没有人提出回台湾的要求。现在则不同，第一，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世界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达99个。台湾的外交连连受挫，空间越来越小。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策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二，美国这个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善，和台湾关系改善更不在话下。战犯们思念亲人，也想回台湾。第三，台湾岛内的情况也今非昔比，发生很大的变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享年89岁。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光复大陆的口号黯然失色。这正是打开两岸关系的契机。

孙子兵法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永远掌握主动。虽然他身患重病，还可以出此奇招，令对方猝不及防，真伟人也。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国内外反应强烈。

19日早上，抚顺的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听到“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消息，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抚顺的特赦大会在俱乐部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22日，293名特赦战犯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四长会议”的300人左右在这里刚结束，就住上特赦的战犯。可见共产党对释放后的战犯是一视同仁，说到做到。

23日下午，北京饭店大厅灯火通明，从人大会堂建设好后，很少在此举行这样高规格的宴会。会场喜气洋洋。293名被特赦释放人员全部来了，他们身上穿着新的蓝色的军便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几十年未谋面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参加接见和宴会的除中央、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还有前6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从山东赶来。还有这次特赦的黄维等人的家属。

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步入会议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万分激动。

叶剑英元帅在会上讲话，重申了党和政府的政策。24他说：“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④

会议气氛庄严、热烈，**迭起，场面动人，催人泪下。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

宴会的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现在最低生活费是300多元时，人们想不出当时200元的购买力有多少。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看到各方报纸的报道、评论，十分满意，自然对主管此事的华国锋更加信任。7月14日，毛泽东在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时，特意谈到此事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⑤

三、华国锋主持释放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工作，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

华国锋在公安部做的又一件事是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毛主席很高兴，让公安部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人数比较少，很快就查清美蒋武装特务有95名，武装特务船船员49名，主要是从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上岸的。公安部写了《关于处理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的请示报告》报告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武装特务关在浙江的劳改农场和广东的监狱。8月16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怎么把这些人送回去？从香港走，台湾肯定不敢让他们回去。而这些人基本都要求回台湾，船员都是台湾人。决定用船将他们送出海。9月22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名美蒋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至此，自1962年至1965年间捕获的美蒋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处理完毕。

10月8日，分两批释放，60名被释放美蒋特务和武装特务船船员，在福建厦门将他们送上木船，由我们的机帆船拖出海，拖过中流，机帆船松开线缆，顺风冲到金门。金门的海滩上立了许多洋灰柱子，国民党用小船将他们接上岸。我们给他们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东西，吃的、喝的，点心、手表，他们一上岸都让国民党士兵给没收了，把他们都关起来。大家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同日，5名宽大人员离开广东深圳，路经香港回台湾。

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涉及的人很25多，情况复杂。1950年镇压反革命，我们逮捕了几十万人，罪大恶极的枪毙了，大多数判了刑。1955年内部肃反，肃清一批历史反革命4万多人。2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刑满后都已释放。社会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有相当一部份人刑满释放后，家属不认，无处可去，就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公安部部署各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查清全国有14000多名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8月27日公安部将这部分人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中共中央。

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⑥邓小平当日批交公安部照办。

华国锋召开公安部会议贯彻落实，对准备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对象，进一步核实材料，依法提出建议，法律手续，按照先省、将级，后县、团级的步骤，分期分批释放、安置。并依照释放战犯的经验提出释放、安置的办法：“（1）对宽大释放人员，提请当地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并发给释放裁定书，同时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2）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被褥、内衣各一套和100元人民币零花钱。回家安置的发足路费。（3）转业安置的，原则上是有家回家，就地安置；无家可归、自愿留场（厂）的，由原劳改单位安置；愿意去台湾的，允许去台湾，并提供方便。（4）对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享受公民待遇。已在劳改单位安了家的一般不再迁动，回家安置的发给路费。”1975年12月15日到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

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这个工作一直到1976年初基本完成。1976年4月华国锋担任第一副主席、总理后，布置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统战部在5月26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解放后陆续派遣进来被逮捕判刑投入劳改的国民党特务（县团以上）等，继续清理、安置。以保证这一工作的彻底完成。

这次提出的办法，比以前有个突破，就是明确提出：“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这样就打开一个缺口，连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摘“帽子”，一旦时机成熟时，给右派、地富摘帽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976年5月26日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大批三项指示为纲，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仍然坚持1975年整顿时提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