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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之祸 闭关锁国导致国家丧失活力（第2页）

他不再满足于走私贸易的苦心经营，逐渐模仿弗朗机人开始了绑架勒索。许栋的属下经常劫掠沿海富豪后勒索大量赎金，甚至在擒获明军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后，勒索了一千二百金才肯罢休。

这种行为强烈地冲击着朝中士大夫们脆弱的神经，同时也把双屿港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覆灭

1547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浙江余姚附近一处村落。夜幕中一伙暴徒摸入了村子，接着是一阵冷兵器的撞击声，以及稀疏的几声枪响。火光燃上了屋脊，妇人、孩子的哀号贯耳，火光下依稀可以看清歹人们一张张阴森可怖的脸。一场抢劫发生了。

次日，浙江官府接到举报：“倭寇”洗劫了余姚附近的谢氏庄园。久经官场，熟谙海情的浙江官吏们马上意识到事件真相远非“抢劫”这样简单。很快，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直接诱因是一起贸易纠纷，而元凶便是双屿商人。

在海禁政策下走私商船无法登陆进行贸易，只得通过内地中间人寻求买主。中间商大多是一些富甲一方，颇通门路的地方豪绅。他们以买空形式与海外商人先谈妥价格，拿到货物，等到货物售出后再将货款交付船主。他们不仅有雄厚财力作保，信用较为可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摆脱官府的稽查。

“谢氏”就是一例。相传谢氏原是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人，有明一代余姚谢庄更是一连出了三位内阁首辅，其中包括谢迁这类名动朝野的实权人物。凭借着朝中势力，谢氏很快成为了浙闽地区较大的中间商之一，他们在交易中经常压低价格，并且长期拖欠货款。葡萄牙人以及中国的海商集团多次上门催要都遭到回绝，甚至以报官相要挟。如果换成是内地商帮，遇到这等豪绅也许只能自认倒霉，但这些嗜血成性的国际商人已经习惯了以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私了，所以那晚他们血洗了谢庄，并且在杀人劫财之后扬长而去。

此事震惊朝野。贩私商人盘踞近海，官宦勾结海外势力，私商上岸复仇劫杀，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异举超出了北京士大夫们的想象。所以，嘉靖皇帝下定决心要肃清海患。他在环顾满朝文武之后，把目光锁定在了朱纨的身上。

“朱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调开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砦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官修典籍《明史》上对于他的简历做了标本式概括。这是一个出身科举、久历官场的士大夫型官员，忠君、正直，也很难有什么开拓性作为。

在嘉靖帝给朱纨下达的敕谕中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走私贸易活动完全放任不管，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福州、兴化、建宁、漳州、泉州等海道提督军务。”（《倭寇：海上历史》）

朱纨奉命后立即赶赴福建，巡视海防，封锁海上交通；在村落中推行保甲制，鼓励百姓互相检举揭发私人出海贸易行为；下令拆毁双桅以上大船，在浙江等地厉行严格管制。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1548年，朱纨命令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于四月攻破，活捉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人，并在附近海面上抓获了逃跑的日本商人稽天与辛四郎，烧毁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被遗弃船只二十七艘，双屿港走私分子死者不计其数。

在明军攻破双屿港后的一个月内，来到这里进行贸易的各国商船仍旧络绎不久，总数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之多。这一消息让朱纨极为吃惊，如果这些商船全是装备了西式武器的海盗，恐怕一月内足以**平浙、闽、粤三省。最后，朱纨干脆下令用沉船、沙石彻底填塞了双屿港。

“佛郎机国王”

葡萄牙人被赶出双屿港后，中国海防趋于严密，港湾、要道皆被封锁，葡萄牙人非但不能购买和销售货物，甚至连粮食都得不到接济，他们遂将尚未售完的货物运往诏安之梅岭港，集中于两条大船之上，留下部分人看守，其余葡萄牙人便返回了印度。

1549年3月，朱纨接到百姓关于弗朗机人行踪的举报。便命令卢镗、柯乔统兵，攻击了停泊在走马溪的葡萄牙商船，抓捕了大批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经朱纨同意后，处决了96个俘虏。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完结。

朱纨严格执行海禁，直接触动了闽浙地方豪绅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很快形成了对朱纨个人的不满情绪，“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明史》）

这种不满迅速上达天庭，御史陈九德抓住朱纨擅自处置96名走私分子一事，弹劾朱纨擅杀，朱纨官职被免，并交由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查问。朱纨是擅杀成为了这次弹劾的核心事实，而擅杀的缘由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朱纨在他的遗著《甓余杂集》中对走马溪之役的战果做了如下表述“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倭王，番名浪沙罗的哔咧，系马六甲国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南波二者，系马六甲国王孙；一名二王，番名兀亮别咧，系马六甲国王嫡弟……俱各白黑异形，身材长大……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上述记载使走马溪之役变得愈发离奇。显然，走马溪之役是不可能活捉葡萄牙国王的，那么上文所述这些人到底是谁？

西方文献给予了我们某些启示，上文中所谓的“马六甲国王嫡弟”被俘后侥幸的躲过了死刑，被流放到了广西，他在1553年初越狱逃到了上川岛，随后搭乘去往印度的商船回了到葡萄牙殖民据点。在耶稣会士的邀请下他将其经历写成了传记《中国见闻录》，书中清楚的说明了其他两位“国王”的身份——“海盗头目。”

那么朱纨又为何要将他们记载为“国王”呢？

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在他的传记《中国及忽鲁谟斯王国志》中记载了走马溪之战，他说“在守船葡萄牙人登陆交战时，伏兵突袭，将两船夺走，并杀死船上部分葡萄牙人。卢镗不仅对被俘华人施以酷刑，而且竭力劝诱被俘葡萄牙人中的四人承认自己是马六甲国王，企图以此向皇帝邀功请赏。与此同时，为使这一骗局不被泄露，卢镗便对被俘华人大开杀戒。”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了，在官僚风气浓重、论功行赏被视作惯例的明代，官员们自然不自然的都会染上虚报浮夸的陋习，再加上当时国人对弗朗机人了解甚少，所以卢镗干脆来了个“擒贼擒王”，以示肃清海患。知情的中国走私商人已被杀掉，而这种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朱纨的认可。

哈哈镜中的倒影

官职被罢，即将回京受审的朱纨在某个黑夜仰药自尽了，临死时，他留下了“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明史》）的遗言。

在儒家语境中的一位忠臣、义士却迎来了这么一个悲剧性结局。不只是皇帝昏庸，更不能归咎于闽浙豪绅的阴险，因为自有明以来，朱元璋就已经把自己治下的国家理念横亘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之下了，农耕文化的封闭性注定着对于外来文明的拒绝，先秦的小国寡民思想更是在16世纪后的全球化浪潮中积聚成了逆流。

回归明代，朱纨是个安邦定国的好官。但是，他所遵从的海禁思想自始至终就与时代逆向而动了，朱纨越认真，便离时代潮流相去愈远。

随之而去的是弗朗机海盗，而他们并未走远。只是停泊在更为边缘的广东海港，继续与中国海盗相勾结，从事着抢劫、走私、贩卖人口的勾当，并且在不久之后他们以贿赂官员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贸易据点——澳门。

许栋也去了，双屿商人们经历新一轮的火并之后，王直集团生存了下来，并且继续从事着贩私贸易。王直本人渴望着海禁的开放，于是他围剿海盗，维持秩序，但迎来的却是官府的再次围剿。所以他也去了，带着满心的愤懑去了日本。盘踞海岛，号令倭寇数以万计，自封“徽王”，也就是《明史》中所提及的“汪直”。几年之后，他对明帝国实施了报复行为，亲帅数万倭寇，劫掠了闽浙沿海，嘉靖大倭寇时期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