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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兰成今生今世散记（第2页）

男人一生中有这样三个女人，也算是幸福的了。如三个女人为一体，那便是天堂。

四、爱情也是一种需要

所有的物品只有当它被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当它不被需要时，也就成了累赘。爱情也是。

越是华美激越的爱情越需要温室。因为人只有在安逸的环境中才能生出强烈的生存需求以外的需要来，这种超越于生存的需求才是高级的，有着许多浪漫色彩，因而也便华美，也是最最甜蜜的。也因其华美，带着许多非现实的因素，也便易折。如胡兰成与张爱玲。

当人处于患难中时，生存的物质需求掩盖住精神需要，或者说这时即使有精神需要，这种需要也是变异的，非常态的。这时的爱情参杂了许多物质的因素，常常因为困苦让他们有相依相偎的需要，带着些苦涩。这种情感带着极强的依恋，有着亲人的情感。相处大多如平常生活。如胡兰成与周训德、范秀美。

华美的爱情只有在安逸中才会被需要。所以当胡兰成逃往温州时，张爱玲千里迢迢去看他，他的第一反应是厌烦，是给他添了累。他居然生不出感激来，因为那时他的第一需要是安全，张爱玲的到来对他来说无疑是危险的。

我们大可指责他的薄情，却是真实的人性。此人做汉奸，果有其性格的必然之处。不过，汉奸大多数人会做，只是有人有机会做，有人没机会做罢了。

但若生活一旦有转机，患难之中的情感往往会被淡忘，放进记忆的角落。偶有触及，心中滋生的是一种感激，而不是向往。

我们常常赞美患难之中的爱情。焉不知那是一种变异的情感，是不是爱情，真的说不清楚。这种情感日后能维持下去，一是靠变异而成的亲情，二是靠道德责任的约束。

一个人如果能在苦难中仍旧坚持自己高级的精神需要。这个人大概可以称为贵族了。

可大多数时候，人并不贵。

五、不占有的爱

胡兰成见到张爱玲，并没有所愧疚。只是因为他觉得张在他心中的地位不同，并不因为有了周训德和范秀美而有所改变。他讲了一件事作比方：讲他小时候，父亲去看他，带了金橘，分给其他小孩，唯没有他的。他心中觉得不然，但也知道要大方。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僻静处，他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艳艳的大福橘，是专然留给他的。他以此来譬张爱玲。

张爱玲在他笔下也并不吃小周与范先生的醋。只是张与范画像时，画到后来难过得画不下去。原因是她越画越觉得范像胡兰成。又有一回，胡兰成肚子疼，跟张在一起不说，等范来了，才讲与范听。张爱玲觉得一阵惆怅，因为分明胡与范才是亲人。

人总还是有比较的，如果自己处于强势的时候，总能宽容。一旦觉得自己处于劣势，难免就会脆弱，于是便斤斤计较。

胡兰成又说：忧患惟使人更亲，而不涉爱，爱就有许多悲伤惊惧，不胜其情。亲却是平实廉洁，没有那种罗嗦。

所以亲情更使人觉得安定妥贴，虽不激烈，但却平实得让人放心。

后来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胡兰成虽“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却也心思平静，并无怨憎，还念着张爱玲的好。他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也许真是这种不是占有的爱让胡兰成觉得自己也没有被占有，所以他在情感上始终是自由的，不因某人而限制了自己，处处留情。

他失去了张爱玲之后，碰到了一个像张爱玲的学生，却谨言慎行。以前他有张时，却去招惹周训德和范秀美。失去了，却不因为有人像张，就去招惹，以填补空白。这是对张的珍重，也是对自己情感的珍惜。

读到此处，总觉得胡兰成的情感其实还是洁净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滥情，透着一种真实的健康，而没有纵欲的荒**。

胡兰成这种不占有的爱让我想起网络恋情。网络恋情其实也是一种不能占有的爱。可大多数人总想占有，偏偏又占有不得，于是便生出许多痛苦来。

六　嫁妆中的丧服

“半下昼发箱。女眷们多来到新房里，由叔婆婆或太婆问新娘要来钥匙开嫁妆箱子，把衣裙一件一件发出来给众人过目，用快子做筹码点数，取快快兴发之意。发到最底一层是孝服，就停止……”——《今生今世有凤来仪婚礼》

旧式婚礼竟是如此地通透，能这般直面人世。于这样的喜庆中不忘来日的悲哀，却又能把这来日的悲哀看成欢喜的一部分。

这样的不自欺，岂不是一种大智慧。

现在号称文明时代的婚礼却不见这样的通达。不过，民间尚有喜丧之说。这看似矛盾的说法恰显示了对人生的残缺的承认与明达。

七、格物、诚意、文字与慷慨激昂

胡兰成《武汉记》写了五十万字，他说“等于学射，射中者十无二三，尽管写时是诚心诚意，写出来仍十之七八是诳，《大学》里说格物还在诚意之先，真真不错，若未能格物，虽诚意亦不过是戏剧化的认真罢了”。他一字一句的反省，明白了哪些是本色，哪些是浮华客气。

中国的戏演得太多。台上演，台下也演。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便有演。久而久之，便失了本相，把演当作是真实，独自一人时也演。写文字时，把这演当作真实来写，却以为看到了事物的本相。而因为久在表演之中，思维方式也是表演的。于是又表演着把那些演写出来。结果离本相就越来越远，文字也大多是“浮华客气”。

真正直视内心直视本相的东西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有能力直视本真的人少。习惯了表演，连真实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了。另一方面是不敢直视。

刘景晨反对《维摩诘经》里说的“以众生病，是故我命”，说：“其实万姓何尝有这样多的疾病。”胡兰成当下憬然：“原来来悲悯激昂的话，多半是自身不得清安。”

悲悯激昂之人大多是觉得自己超出众生，能施舍于众生的。于是先就失了平等。焉不知众生却往往是本真的。他们也许没有知识，不会思考，却真实地生活着。悲悯激昂很多却也是给人看的，即使是诚意的，也是戏剧化的诚意，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投身于这样的悲悯激昂，转头来发现不过是梦一场戏一场罢了。朱光潜先生质疑辛亥革命的意义。不知道那些先烈们地下有知，该是怎样的感受。

平实才是最真的。众生大多却是平实的是故众生无病，病者却是以为众生病者。

认识到最本真的东西，大约就是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