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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子奋我在狱中是怎样知道林彪事件的（第2页）

就这样，在八亿革命群众还蒙在鼓里、继续还在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运健康”的1971年11月初，我们三个关在高墙里的“反革命”，居然抢在全国绝大多数革命群众（当然也包括我们劳改队的管教干部们）前头，率先知道了林副统帅的不幸结局。

又过了一个多月，随着“九?一三”事件在社会上越传越广，劳改当局也向我们劳改犯宣布了林彪事件。具体内容什么也没提，只是宣布林彪是坏人，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反毛主席的，今后不准再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或“林副统帅”，再不准祝他“身体健康，永运健康。”

林彪倒台消息一公开，不少由于攻击林彪而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开始不安分起来，一些仅仅骂了几句林彪而进来的更是愤愤不平叫屈，纷纷上书申诉要求平反：“我们过去是反林彪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反错”、“我们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因此才坚决反对他，现在该是替我们伸冤的时候了”……

我的大脑可没发热。当然，也没这种胆量。

首先，虽然我以前也攻击过“林副统帅”，但是除此之外，以伟大领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几乎全被我“疯狂攻击”遍了，如今去掉一个林彪，根本减轻不了我半点“罪恶”。再者，被我“疯狂攻击”过的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其中任何一项，都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怎能因为“林副统帅”的倒台而一笔勾销？即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伙计们都死光了，也轮不到我鸣冤叫屈！

更关键的是，林彪的倒台只不过是他和毛之间狗咬狗权力斗争的结果，这同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丝毫沾不上边，伟大领袖费了一番心血好不容易将我们关进笼子，难不成为了一个林彪就大发慈悲将我们放出去？稍微想想就该知道没门！

果然，没隔几天全厂开了个“认清大好形势，加深认罪服法”大会，政委在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少数犯人“利用林彪事件翻案”的“罪恶企图”。他那番狗屁不通、自相矛盾的“高论”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有些话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依稀记得：“……近来，有些人利用林彪事件刮起了一股翻案妖风，这些人自称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了，我就不信你比我们还英明？你比我们政治觉悟还高？”，“我在此警告这少数人，认清形势，加深认罪服法，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任何翻案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否则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沉重打击！”

这盆冷水兜头一浇，从此无人再敢“翻案”。

“林副统帅”之死，我们这些反过他的“现行反革命”不仅没沾到半点光，到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时，反倒和其他刑事犯们一样，统统成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那次“批林批孔”运动把我们折腾的够呛。原先规定我们每晚学习2小时，为了配合“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特地又加了1个小时，当时正是冷天，晚上3个小时坐下来，个个冻得通体冰凉，恨得牙痒痒的，但谁也不敢有丝毫不满，嘴上还得按照上面要求，把自己的犯罪和“林贼”的反党罪行挂钩，狠挖自己和林彪的思想联系，挖空心思将自己“打扮”成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少数不识时务拒绝自我“打扮”的，轻者小组批判，重则大会批斗，戴镣上铐。有个因开挖土机翻车压死人被判了两年的肇事犯，就因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整整被斗了一个月。

中国的革命辩证法历来就是如此诡异，某位政治明星在台上耀武扬威时，谁若“攻击”他几句，马上就成为“现行反革命”；一旦这位明星倒台了，“攻击”过他的人则立刻又被摇身一变，转而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我在十年劳改期间，曾先后有幸地成为过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到了1978年，正当劳改当局准备将我们纳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时，幸好天变了，以至这辈子由于缺了最后这顶“桂冠”而未获“社会基础”四项全能资格认证。这是后话了。

“批林批孔”结束后，在我剩下的刑期中，林彪虽然没再“直接”打扰过我们，不过在长年累月的认罪服法教育中，每当我们深挖狠批自己犯罪根源时，总忘不了捎带上林彪。我们“现反”自不必提了，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诈骗、甚至交通肇事罪的，无一不把自己说成是因为中了林彪的思想流毒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总之，林彪成了天下所有形形色色罪犯的“精神领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那时，“林副统帅”的位置才被“邓副总理”暂时取代。

“林副统帅”的阴魂正式从我头顶上消逝是1979年9月。那时我刚十年刑满出狱不久，一个阳光炽烈的下午，我有幸接到了南京中级法院的平反判决书，那上面提到了林彪。法院对我的复查结论是“……所谓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至此，林彪终于和我此生的缘分划上了句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眼花瞭乱的八十年代一晃过去了，随着经济大潮的席卷，时间很快又推近到了二十世纪尾声。林彪，这个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储君，也早已随着历史的变迁，褪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政治符号，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根本不知道这个符号在他们父辈的往日中曾经意味过什么。就在这二十世纪末的1999年，大约是命运的一个小小安排，我竟然和这位28年前即已消逝的副统帅后人有幸得以结识。

准确地说，这位后人只能算是“林副统帅”的准后人———当年名噪一时的林彪准儿媳张宁女士。

当时她从美国回到故乡南京探亲，通过一个偶然机会认识她后，我和她见过几次面，并就某些同有感悟的话题闲聊过。

一位当年副统帅府上名贵的娇客，一个昔日身陷牢房的囚徒，在共同经历了命运的诡云谲波之后，悬殊的身份差距终于消失殆尽，使我们得有可能平等地面对而坐；而那年她差点随“三叉?”上天的命悬一线的险遇，和我当年就差半步即将被押赴刑场处决的危境，又何其相似乃尔，这则为我们的交谈提供了语言契机。

在同她的几次闲聊中，我从未向她打听过半点当年林府的秘闻，她也只字没提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的话题几乎一直围绕一些只有劫后余生者才感兴趣的内容———对命运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包括对宗教的认识。有时我们也会谈到吃，她同我一样，很喜欢南京的一些地方菜。

有天在宴请她的席间，我同几位在场作陪朋友闲谈时提到了本文前面的那些陈年轶事，她在听我叙述的过程中，那张风韵犹存的脸上一直非常平静，几乎看不出任何表情。我讲完后，她优雅地伸出手来指了我一下，反过来又点了点自己，接着又指向上空停留了两三秒钟，然后平静地说道：“您，我，他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幸存下来的您和我是这样，”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抬起那双美目向空中瞥了一眼，“他们，也是这样。”

不愧是当年优秀的歌舞演员，虽然年过半百，语音仍然那样悦耳又富磁性。不过在她那宗教虔诚的后面，我总感到似乎在隐藏着什么。是多年坎坷积淀形成的睿智？是韶华渐逝后升华出的参悟？还是一种在命运面前难以掩饰的无奈？我说不清，但又不能排除它们。

又是十来年过去了，每当和朋友们闲聊中谈到林彪时（这是谈及中国近代史时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耳畔不由会出现张宁女士那段悦耳的语音：“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是啊，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否则，怎么说呢？

“林副统帅”，“亲密战友”，“‘九?一三’事件”，“‘571’工程纪要”，这些当年国人再也熟悉不过的名词，随着四十年光阴的流驶，终于渐渐蒙上了一层历史尘埃，但于我而言，它们却象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依然那样清晰，那样新鲜，那样令人瞠目结舌……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我从来对它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对某些历史事件迴念不忘，是因为它们正好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林彪事件发生的那年，我刚刚三十岁，对一个行将就木的古稀老者，还有什么比三十岁的青春岁月更弥足珍贵的呢？与此相应的是，在我三十岁时身边发生的一切，它们当然将被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常爱回忆自已年轻时发生的故事，几乎是所有老人的通“病”，正因如此，当启之先生在林彪事件四十周年之际特邀我写一篇回忆文字时，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啊，历史，四十年前中国的那段历史！

啊，青春，我那三十岁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