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念大学时,跟一个社会服务组织一起随使命团到了肯尼亚。我们十个大学生的任务是在马赛人的村庄里建起一个教室,与马赛人的孩子们分享手工活儿、小游戏和幽默故事。我们之前从未到过非洲,深色鲜活的大地和人们黝黑的肤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司机叫弗兰西斯,是个黑肤色的马赛人,有着灿烂的笑容。一天夜里,弗兰西斯要送一位马赛人的酋长去当地的诊所,他问有没有人愿意陪他一起去。我自愿陪他上路,任务结束后,我们便往回赶,大约有50分钟的车程。我知道弗兰西斯结婚了,于是问他怎么认识他妻子的。
“我15岁时第一次见到我妻子,”他告诉我。“她与其他妇女一起到村里的井边打水。我跟朋友一起,在她面前卖力地表现自己,就像男孩子们常做的那样,但我们从没说过话。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时觉得她就像个天使。她那么美,她的笑容照亮了她身边的所有东西和所有人。”
他停了片刻来掩饰自己的笑意,然后他继续说。
“问题是,玛丽是基库尤人,而我是马赛人。这两个部落之间有仇恨和大屠杀的历史。他们不会通婚,也互相不信任。他们甚至互不讲话。”
他说两年后他才又见到玛丽。他17岁了,正打算去内罗毕上教师学院。他们说了很久的话。他想问她今后会呆在哪里,这样他就不会再次失去她了,不过他承认当时他的自尊心在作祟。最后,他只给她留了自己在内罗毕的地址,期待着如果她真的喜欢他的话她就会写信给他。
她真的写了。
他们通了两年的书信,深深相爱了,想结为夫妻,却又都担心他们的家庭和部落会拆散他们。不过,出于谦逊和急切的心情,弗兰西斯去拜见了她的父母,去问他们要收多少聘礼。
在肯尼亚,收订婚礼金几乎是一个家庭生财的惟一机会。一个健康、勤劳的女人可能会给娘家带来许多头牛。体面的地位非常重要。
弗兰西斯非常紧张,说:“我只是个很穷的教师,没有太多钱。但是我爱你们的女儿,想跟她结婚。无论你们提任何要求,我都会满足你们。”
玛丽的父母看看他,答复说:“筹办婚礼有很多事要做呢,会有一场仪式!等你们俩安顿下来后我们会商量聘礼的事的。”
弗兰西斯笑着对我说:“那可是前所未闻!没有下聘礼就举行婚礼!还是基库尤人与马赛人的婚礼……这太不寻常了!”
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他回到玛丽父母那里,又要求支付聘礼。由于玛丽和他正忙着照顾新生婴儿,玛丽的父母告诉他等到生活稍微安稳下来再说。
又是几年过去了,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他再度去玛丽父母家,坚持要偿还那笔“债”。他再次强调自己只是个穷教书匠,不过他很幸福,幸福地爱着,他愿意支付任何东西。
玛丽的妈妈问他:“你认为多少钱合理?”
弗兰西斯笑了,以玩笑的口吻回答说:“你的女婿一生的爱与奉献!”
玛丽的妈妈温柔地笑了,低声说:“够了!聘礼已经付清了。”
故事讲到这里,弗兰西斯默不作声了,他开着车,泪水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你告诉过妻子你的确切感受吗?”我突然发问。“你说过‘我第一次见到你时觉得你像个天使。你太美了……’”
弗兰西斯对我的话嗤之以鼻。“当然没有!马赛男人才不会那样说话呢。自己生得美不美,所有女人都会知道。她们只用照照镜子就知道了。还有,我们都结婚15年了。现在才说那样的话简直太可笑了。”
“弗兰西斯!”我喊了起来。“你必须告诉她!尤其是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能想象得出这个情景吗,比如某天你走进房间对她说‘听着,玛丽……’。”
弗兰西斯摇摇头。尽管他对我敞开心扉,也许我的做法有点过了。突然,我觉得我的理想和年轻人的罗曼蒂克与东非的现实生硬地碰撞了。在剩下的路途里,我们都处于尴尬的沉默里。
在最后的几天里,弗兰西斯对我很冷淡,话也很少。我想打破僵局,但是又觉得也许我说得已经够多了。
在内罗毕机场,当我们的队伍在海关办理手续时,人群突然一阵骚乱,一个家伙跑了过来。“克里斯蒂!”他喊了起来。“这里有人叫克里斯蒂吗?”
我转过身,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家伙。
“弗兰西斯要我带一句话给你,”他气喘吁吁地说,“他要我告诉你他跟妻子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