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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杯盘初上（第2页）

（三）切实为知识分子营造比较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人笔记中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镌立了一块七八尺高的石碑，名为“誓碑”，并规定，春秋庙祭及新天子即位，参拜列祖列宗后，礼官要奏请皇帝恭读誓词。这个仪式颇为神秘，皇帝默颂誓词时，身边只留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官（太监），因而除了皇帝谁也不知道誓词的内容，直到金兵攻占开封以后，太庙遭洗劫，碑文才流传于世，一共三条：

1。柴（荣）氏子孙，有罪不得处以刑罚，纵然犯谋逆大罪，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在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2。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词很简单，却把阅读誓词的方式弄得如此神秘，赵匡胤的用意无非两条，一是避免张扬，二是对后世子孙产生一种特殊的约束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三条确实起了作用。特别是第二条，虽然简单，却为知识分子划出了一条安全的底线，极有利于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宋朝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文官政治何以会那样稳定而具有效率？不同利益集团缘何能维持斗争中的平衡而不致酿成流血的惨剧？实在是得力于“不杀人”这一浅显的原则。明确而认真地保护知识分子，在漫长而黑暗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上面的这些政策，有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好的政策和方法能发现、吸纳和培育人才；高素质的人才又会维护和进一步优化政策并使之成为传统。有了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推行政策于前，到了真宗（赵恒）时期，文官政治已经相当规范化、制度化。在严密而有效的文官体制下，藩镇、宦官、外戚、后妃，这些前朝的政治痼疾没有也不可能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对待藩镇和宦官问题，有一系列防范的措施与规定，限制甚至消灭了他们祸害国家的可能，但是，后妃干政的问题，却并非任何条例所能预防，因为，只要皇帝年幼，太后（必然地包括外戚）和文官政府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便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戏。北宋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很为特殊也饶有兴味的，最典型的就是围绕着章献太后十年垂帘听政所发生的故事。

章献刘后，幼孤，在外婆家长大，伶俐可人，兼之练就了一身鼗舞（一种摇拨浪鼓的舞蹈）绝艺，十五岁时就被送入了赵恒的王府，深受宠爱。赵恒的乳母容不下这种既聪明又美丽的女人，便向太宗赵光义打小报告，命令赵恒将刘氏驱逐。赵恒如何舍得，耍了一个障眼法，把刘藏了起来。不久，赵光义死了，赵恒（真宗）即位，立即将刘氏接入宫中，从美人、修仪到进封德妃，一路顺风顺水，不久，章穆皇后病死，真宗力排众议，立刘氏为皇后。当了皇后，刘氏的政治才能和野心与日俱增，《宋史》的后妃列传里有如下一段记载：

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与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真宗算不得一代雄主，晚年又多病，常常神智模糊，身边偏遇上这么一位聪明而能干的皇后，那局面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唐高宗被武则天操纵的故事。天禧四年，真宗病势加剧时，虽然颇具海内人望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日趋劣势的寇准联络了杨亿、周怀政等一批官员，跳出来向真宗建议，请立太子为监国，所谓“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恃才傲物的寇准此时支出的确实是一着昏招：对真宗，这无异于咒他快死；对刘后，摆明了是要把她排除出权力圈；对太子（未来的仁宗），毫无意义——冲龄小儿，只能依附于他的母亲；对自己，则将怙权之心昭然于天下。面对极其尖锐的权力斗争，竟采取如此草率的策略，结果不问可知——寇准被罢去相位，取代他的正是他的政敌丁谓。紧接着由于周怀政的政变阴谋败露，寇准再次受到牵连，连贬相州、安州、道州直到雷州司户参军。寇准离京多日，真宗竟不知道，还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可见当时他已经因为昏聩而被完全架空，所有“军国重事”由刘氏通过太子“资善堂”听取丁谓等大臣意见，“制裁于内”。第二年，真宗死了。十二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当权的以丁谓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是依靠刘后的支持而上台，但却不能听任这种形势的发展，开始是提出“请太后御别殿”，被否决，又提出“五日一御殿”，刚定下来，又拟出一个“太后禁中阅章奏，遇大事则召对辅臣”的方案，总之就是要限制刘后掌权。最后惹恼了刘后，一纸诏书，先以“交通宦官”罪罢去其相位，接着又以散布迷信（“语涉妖诞”）罪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同时被撤职的大臣达十余人。通过对寇准、丁谓两个政治集团的有效打击，太后垂帘称制终成定局，直到刘氏于公元1027年死去，此时仁宗正好成年。

刘后的政治才能或许并不在武则天之下，但她始终没有尝试走武则天的老路。曾经有人上书，请“依武氏故事，立刘氏庙”，知制诰程琳还献了一份《武后临朝图》，用意不言自明，她却很果决地把这些东西丢在地上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这固然和她个人品德有关（她不像武氏那么狠毒，为了权力不惜一再杀害自己的亲骨肉，相反，她没有孩子，仁宗是宫女所生而由她抚养长大，她为了教育、培养和保护仁宗可说不遗余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为自己确立的政治责任（目标）就是不让皇帝的权力被文官大臣们架空，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宋朝的文官制度的力量和效率。此后，以太后身份干政的，还有英宗时的曹氏（仁宗的皇后，仁宗无子，英宗是他的侄儿）和哲宗的祖母高氏（哲宗登基时只有十岁），她们和文官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基本上维持着上述在妥协中平衡的格局。

太后尚且如此，外戚宦官更无足论矣！文官政府的力量和效率来源于官员的素质，更来源于宽松的政治环境。总之，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面对死亡的危险。这一条很重要，千百年后的许多民主国家也做不到。就这点而言，开封真可算是一座幸运而荣耀的首都。

直到神宗、哲宗时期，党争闹得那么凶，不杀人这条原则还是坚持下来了。不过由于承平日久，整个社会的物质欲望不断攀高，风气逐渐变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随之下降。以吕蒙正、吕端、晏殊、寇准、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为代表的“正直”之士，到司马光这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王安石以后重新上台的所谓改革派分子，几乎清一色的是贪财好利之徒。官员素质的下降，对文官制度的许多重要环节（如选拔、监督、奖惩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再加上宋徽宗这么一个只好风花雪月的昏君，吏治的腐败自然是日胜一日。吏治腐败必然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外忧内患所汇成的大动乱便接踵而至了。

但开封的繁华却正是在这文治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文化和商业的发展常常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开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前朝比较起来，开封是一座最商业化的京城。长安虽大，但它的一百零八个“坊”全是住宅区，每到黄昏，坊门就要上锁，夜里不准通行，简直有如监狱，而专为做生意设的东西两“市”，同样只限于白天营业。开封则从根本上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更打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到处都有商店酒楼，不少店家还二十四小时营业。《东京梦华录》对于北宋末年开封的商业有着十分详尽的介绍，关于夜市，其中说到七十二户“正店”（犹今之星级酒楼）是“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至于“脚店”（星级以下者）及其他小吃，也是“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大“正店”里，常常是数百名“浓妆”坐台小姐，“聚于主廊，以待酒客呼唤”；小“脚店”里，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谓之‘打酒坐’”。夜生活是商业都市的重要标志，它当然不会仅限于吃喝，所以娱乐事业应运而生是应有之义。开封在这方面可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前朝的梨园教坊都是由皇家垄断，直到宋朝，表演业才走向民间，并且得到空前发展。杂剧、清唱、傀儡、说书、杂技、皮影、相扑、相声（说诨话）……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遍布于开封的勾栏瓦肆。各行中极受观众欢迎的大腕明星，《东京梦华录》中留下姓名的不下百余人之多，可以由此想见当时通俗文化发展的程度。

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逐步过渡是一个普遍规律，正是在以开封为中心的通俗文化繁荣的背景里，话本、小说、戏剧、词曲的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突破。在这之前，上述的文学形式都还处在起步的或雏形的阶段，在此以后，由于知识分子通向艺术的道路得到极大的拓展，出现了放弃追求庙廊事业的传统观念而专事文艺创作的文化人（如柳永之类），并从此引发了上层知识界的创作欲望，形成了一个文艺创作与出版双繁荣的新局面（活字印刷的发明或许也是与此有关的）。《宋史·艺文志》里说，唐开元时，国家图书馆藏书八万卷，其中唐朝人自己写的约三万卷。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战乱，宋初，馆藏图书只剩万余卷。太宗赵光义在开封左升龙门以北建崇文院书库，号为“秘阁”，多方搜罗民间藏书，到真宗时，总算恢复到三万多卷。而从仁宗开始到徽宗的一百年间，馆藏书达到七万多册，其中大多数都是北宋当代人的著作。南宋宁宗时的统计，虽然经历了靖康之难的浩劫，馆藏书竟达到了十二万卷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宋代人创作欲及发表欲之旺盛。

三

然而，国家的命运毕竟不是决定于文化发展的程度，无论有多少人会唱柳永或者周邦彦的词，也抵挡不住女真人南侵的铁骑。赵匡胤当年制定的重文轻武的路线，一百年后，终于造成危及国家生命的后果。真宗以后，皇帝都不懂军事，使相一级（相当于副总理以上）的大臣，几乎全是文人，军人出身的只有一个狄青，也只在枢密使任上干了区区四年而已。到了徽宗时期，腐败之风，君臣一体，文官政治所体现的儒家理想主义光环消失殆尽。李纲算是最后一个闪光点，不过也未能起到多大作用。被宵小包围的徽宗居然还突发奇想，要和金人联手进攻辽国，索回燕云故地，结果两战皆北，最后宋廷又花了一百万贯钱，才从金人手里买回了几座空城。两年后，辽亡于金，花钱买来的地方又全部奉还给别人了。这还不算，金人在这场战争中看透了北宋的腐败和软弱，索性乘胜南下，大军直扑开封而来。徽宗赵佶慌了手脚，下一道罪己诏，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钦宗），逃跑到镇江去了。开封虽然不好防守，却也不是三五日就能攻下，由于北方各地民众义军声势浩大，金兵怕后路被抄，不敢恋战，提出了割地赔款的勒索条件。宋室君臣只要对方不进开封，什么都同意。然而被割让地区二十个州的百姓却不愿意做金国的顺民，组织义军，“四出邀击”，刚刚北撤的金兵决定又回师南下向宋廷施压。昏聩的宋廷以为和议既成，金兵已退，便遣返了各路勤王之师，结果开封被金兵**。刚回到开封的赵佶和儿子赵桓双双落入金人之手。这次，女真人把开封地区的金银财宝搜括一空，同时掳掠了两个皇帝及其后妃子女、宗室亲戚等共三千多人北归，同时带走的还有朝廷的舆服、法物、礼器、书籍、图志和工匠、艺伎、倡优……虽然没有放火，但开封已经是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北宋也就此玩完。

北宋的文治可谓“煌煌”，但却由于武备的不足而导致国势的积弱，最终要由百姓来承担国家覆亡带来的灾难，那景况确实悲惨。然而，“武功烈烈”的时代又如何？“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百姓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开疆扩土的自豪感跟他们何尝有什么关系！可见只要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为利益所驱动，统治者总会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战争，民众则必须为之支付“账单”。这一支付只能是被迫的，他们不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除了造反。而造反，仍然是大多数人献出头颅和鲜血，获利者是极少数精英分子，他们成了新的统治者——于是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处。

金朝把开封定为南京。所谓“京”，图具虚名而已，从公元1127年后，开封既不是行政中心，又不是工商都会，昔日繁华，都成泡影。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频繁威胁下，被迫把国都从中都（燕京）迁到了开封。国都迁移，伤筋动骨，随着庞大的政府机构南来的各色难民百余万口争先恐后涌入开封。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发给粟米一升，一年总共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政府每年入库粮食的一倍。由于北方大面积领土的丢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机拒绝交纳岁币，金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没办法，只好大量增发纸钞，很快纸币贬值，到了“每贯只值一钱，不及工墨之费（印刷成本）”的程度，市场自然也就无法正常交易，经常是“市肆昼闭，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封作为金国的首都竟然还长达二十年之久，尽管这二十年纯粹是苟延残喘。国土只剩下黄河南岸从潼关到邳州那样一个狭长地带，还时时要遭到蒙古军队的威胁。之所以能拖上二十年，主要是因为蒙古的主力部队都随成吉思汗西征去了，而南宋方面软弱依旧不敢进攻。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东归，在处理完一些内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即位）后便开始了对金国的总攻。最后的抵抗算是顽强的，在开封和洛阳的保卫战中，出现了好些个战死或自杀殉国的将领，但终究无补于大局。公元1233年，当开封粮尽援绝时，金哀宗只好带着他的随从们南走归德，后来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皇帝、宰相（《金史》评价最高的完颜仲德）、部分官员及卫队共五百多人一同自杀。

在开封失陷金国覆亡的最后阶段，以身殉国的死节现象特别多，有女真人，也有不少汉人。为什么？元蒙时有人说金国“崇儒太过”，致使将领寒心，国脉不保，从这里可以分析出，“死节”者众多是儒家意识形态扎根很深的结果。然而，身为二等公民的汉族民众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南宋输诚，而偏要为国破君亡的金朝赴死呢？这大概说明在传统的观念里，君臣关系高于或大于民族关系。君臣父子，才是人之大伦，夷夏之辩却不然，以夷变夏或者以夏变夷都能说得过去。北方的百姓被赵宋王朝抛弃上百年之久，早已认女真人为自己的君父。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闻道中原遗老，时时犹望，翠葆霓旌”云云，那都是南方文人自己想像出来的。

因为开封已是民穷财尽，蒙古大军并未驻留，一路杀往东南方向。开封作为都城就此永远地被废弃了。元亡时，朱元璋曾一度想定都开封，但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汴水淤壅，根本不堪承担漕运的重任，只好作罢——没有漕运，朝廷上下吃什么？此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开封地区日见萧条，还有过几次被黄河洪水完全吞没的悲惨记录，以至于连作为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但是，作为古都，开封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把漫长的中国历史理解为一幅长卷画，卷面上，前边、后边，到处都是血污的场景。而北宋定都开封的这一段（不过一百六十多年），民众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更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对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这真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受到历代人的珍爱，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张择端笔下的开封，看到了一种颇理想的生存方式，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始终不失为一份值得保存的回忆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