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第九辑 博弈中信息资源的利用（第3页）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一个博弈的原理：谁先掌握了信息，谁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优势。信息是知识，如果说博弈的均衡取决于知识结构，那么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博弈的均衡取决于信息的获得、构建和组合。自然，信息在博弈中的作用就体现为：信息的不同组合对博弈结果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博弈中，参与人也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传递和发出信息、信号（如承诺和威胁），进而使博弈中的其他参与人改变原先的策略，得到新的博弈的均衡，或者隐匿、故意泄露自己的信息，使博弈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外部信息和类型依存的参与人行动所发出的信息对其他参与人的信念具有修正作用，使博弈最终达到一定的均衡。所以，在博弈中，参与人要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纳什均衡，掌握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在专制的封建王权制度下，皇帝是一座最大的信息宝库。谁能够尽早地从这位最高统治者手中获得信息，在官场权力的角逐中就会处于优势地位。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宦官与朝臣的博弈，为什么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权术谋略的朝臣屡屡败在出身低微的宦官手中?为什么一字不识的太监也能掌握天下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控制所有的政治、经济命脉?掌握了博弈的信息论，就不难解释这种现象。

明代自从永乐皇帝以后，宦官就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在明武宗时，出了一位大太监刘谨。刘谨本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后来入宫侍候姓刘的大宦官，于是跟着他姓。一次，刘谨犯法，按律应该处死，不料因祸得福被派去伺候太子。太子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监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谨即为“八虎”之首。正德皇帝登基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刘谨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毯”，“日进鹰犬、歌舞、角危氐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太欢乐”，对刘谨便日渐信任。

刘谨以权力和财富而记录史册。夏燮的《明通鉴》记载刘谨的财富：“金银累数百万。”清代赵翼经过考证，在《廿二史札记》记载：刘谨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明朝强盛的时候，国家每年的正式税收是二百万两。刘谨巨额财富是怎样来的呢?

史料记载，正德元年，刘谨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要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这无异按职位论价，掌握了官职的专卖权。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两人计算，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谨下令每个布政司送银两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这等于就是将职位第二次出售，交钱就保官，不交钱就滚蛋。这一次专卖权的垄断，使得官员不得不向京师巨富借钱买官。

正德初年，刘谨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明代的一种官职。负责监察工作，和六部配套设置，故而统称“六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事情来得突然，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史》记载，刘谨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谨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支付刘谨，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因为完不成一千两银子的摊派而自杀，这的确让人费解，但明代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可以解释其中的玄机。据陈洪谟所著的《继世纪闻》记录：刘谨权势最大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

给事中安奎、御史张永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谨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自杀反而是一种幸福的解脱。

面对刘谨的嚣张气焰，咄咄逼人的攻势，天下臣子的官职和爵位似乎都掌握在这么一位太监的手中。但朝臣并没有任其宰割，而是采取了自卫策略。这无异是一场宦官和朝臣的博弈。

正德元年，文官以刘谨等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为导火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年幼的皇帝烦透了文官讲的大道理，却被武官监侯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朝臣便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谨。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和阁臣们商量，把刘谨等人发到南京闲住。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键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谨。刘谨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谨，王岳为内应。

在这场博弈中。博弈一方的朝臣要求处死刘谨为首的一帮太监，这无异于把对手逼上了绝路，双方不可能达成均衡。但在这场博奔中，朝臣和宫中不满刘谨的太监结成同盟，似乎占据了主动权，但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皇帝，他是这次博弈的裁判员，他站在哪一边，博弈就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谨报警。刘谨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们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刘谨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谨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当时局对自己不利时，能够利用自己所处的地位，制造新的信息或者改变对信息的解释，让自己永远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不败之地，是那些身居要津者的不二法门。

刘谨为什么在与朝臣的博弈中，在看似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博弈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他能够比朝臣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当时局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能够利用自己随时可以接近皇帝的资源，制造新的信息，使皇帝改变主意。而封建专制的独裁性就决定了信息的不确定性，看似处于极为有利地位的朝臣，在太监传递给皇帝错误的信息之后，他们所传递给皇帝的信号已经被全盘否定，而信息的不流畅，使他们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既定的策略，那就无异于和皇权直接对抗。

一旦皇帝改变了对朝臣的态度，朝臣只能是一败涂地。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博弈矩阵：

信息就近原则

包括刘谨在内的太监，为什么能够兴风作浪，玩弄天下臣民于股掌之中，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能够在最佳时机传递给皇帝错误的信息，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权力。《明史》说，刘谨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谨便独断专权，不用向皇上汇报了。皇权的独断性，使历代朝臣与宦官博弈，实际上争斗的就是如何让皇帝接受自己的信息和如何让皇帝不接受博弈对手的信息。而宦官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所以他们能够将皇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不仅使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从垄断的专卖权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宦官这种专制王权的特定产物，又使他们根本不考虑做事的后果，所以一旦在非合作性博弈中取得胜利，就变本加厉地报复，破坏起来也就异常严酷。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又充当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博弈需要知识，军事家们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希望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敌人，那样行军布阵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博弈学上按照双方掌握信息的情况，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一般来说，掌握的信息越多，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实际上，所谓的了如指掌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博弈的双方都会竭尽全力地获取对方的信息，到现在，这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信息学。一提到信息，人们似乎就想起间谍，的确，间谍就是博弈的产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依靠间谍们舍生忘死的获取。因为，有些信息是公开的，这就是公共知识，这些妇孺皆知的知识如果运用恰当，它们会为博弈者增加不少的胜算。三国中的刘备就是这种利用公共知识的老手。

中国儒家的“亚圣”孟子曾经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们评论三国中的三个大老板时，公认为曹操占据了天时，孙权拥有地利，刘备依靠的是人和。人和是什么?人和就是人心。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就要满足他人的需要，就要从权力和财物上使别人得到满足。如果说要获取人心，曹操应该是最有本钱的，他占据了中原，有钱有权，能够满足文臣武将的各种需要。而历史上的刘备可谓是一个一清二白的大掌柜，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但人们却认为他收买人心是最成功的。他到底是靠什么获取人心的呢?他依靠的就是公共知识。

如果把曹操和刘备两个人的综合实力作一比较，刘备可以说算不上曹操的强硬对手。在事业上曹操戎马一生，在诸侯割据的乱世中崛起，东征西讨，凭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官渡之战的胜利统一了中国北方。可以说曹操的地盘是靠自己真刀真枪打下来的。而刘备投靠刘表，凭借赤壁之战的胜利强“借”到荆州；凭刘璋的好意邀请而占有益州。

在政绩上，曹操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政治上废除三公制，实行丞相制；经济上实行屯田、租调制等一系列大胆的措施，使中国北方由战乱不断、社会混乱、人民流离失所逐步到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和发展民族和睦。刘备只是继承了刘表、刘璋的基业，好像没有什么重大的政绩。在个人才能方面，曹操是著名的军事家，有《孙子注》、《兵书要略》、《兵书接要》等“自作兵书十余万言”。曹操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史称“建安风骨”的文化领头人，尤其是他“乐府诗”的造诣是当时的顶峰。曹操在经济上也实行了许多前人没尝试过的政策。刘备除了留下几个“三顾茅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外，也就没有留下什么了，但为什么刘备能够成为曹操的强硬对手，三分天下，他能够获得西南一隅呢?

古代为了避免皇子皇孙坐吃山空，在爵位上实行嫡长子继承祖辈的爵位，而且没有功劳的话，每经历一代人，爵位都降一级，其余的子孙大多只分给一定的家产，所以经过十几代人的延续，到了刘备这一代靠卖草鞋为生，成为贫家子弟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刘皇叔”这个名号还是靠曹操帮他讨到的。试想一下，曹操让刘备见到汉献帝，这位从小颠沛流离、三餐不继的末代皇帝，好不容易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又被曹操盯得死死的，毫无帝王尊严可言，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似乎有点名堂的宗族，查查家谱，还能攀上亲，于是刘备就捡了个“刘皇叔”的称号。这位“刘皇叔”抗击曹操的旗帜就是他是“汉室后裔的正宗”，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有汉献帝的“衣带诏”。他把这块招牌举得高高的。让天下人都知道，这就是公共知识，刘备反击曹操就成了正义与邪恶、正统与败类的较量了，这在被儒家思想灌输了近四百年的士大夫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无数的士人被刘备欺骗，或者将官印拱手让给刘备，如陶谦之流；或者像徐庶、诸葛亮一样，跟着刘备东奔西跑，到处流亡。而事实上，刘备干的是折腾汉室江山的勾当，关羽、张飞欲杀操救帝，刘备就是不点这个头，就是汉献帝以血书求救，刘备照旧不为所动，当他人逼着救驾时，刘备干脆不辞而别。刘备的那块疆土不是从外姓手中夺来的，他先是算计刘表，后是排挤刘璋，倒腾的都是汉家宗室控制的地盘。对待汉家的一贯方针是：先巴结讨好，取得信任，等站稳脚跟后，再主动出击，最后是清理门户。对汉家可谓是“宁叫刘备负汉家，也绝不叫汉家负刘备”。

刘备表面上同刘璋兄弟相称，实际上早已暗中收买背叛刘璋的张松等人，当刘璋以诚相邀时，刘备却顺手牵羊，取而代之。刘备又厚在那里，仁在何方?刘备自己不为汉家尽心尽力，却念念不忘汉家这面破旗，用皇叔之名捞取好处，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出这块招牌。甚至编些民谣，让小孩到处传唱，为自己收买人心。

反观刘备的对手曹操却是对公共知识利用得最不成功的一位。曹操本来是拥有公共资源最多的老板，可惜他在信息宣传上却让对手占了上风。他最大的本钱是胁持了汉献帝，逼迫汉献帝封自己为丞相本来可谓师出有名，但他的对手却利用他手中的“王牌”做了反面文章。

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捧杀”和“骂杀”的博弈策略，可以将信息翻云覆雨，从而为自己制造出最需要也是最具有“可信度”的信息来。

相对于曹操来说，刘备和孙权要幸运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码在名义上是经过了汉献帝的正式册封。而刘备平定西蜀之后，没经汉献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称“汉中王”，怎么就没有人说刘备是“僭越”呢?后来，刘备和孙权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谁说过他们是“国贼”、“奸雄”、“叛逆”?甚至从未想过要匡扶汉室的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人，也没有被加上“汉贼”的恶名。

我们把刘备和曹操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转化为博弈，两者之间在信息利用效率上谁占了上风就更加明显。刘备有利用“刘皇叔”和像别人一样做割据军阀两种选择。曹操也有作为“汉相”和军阀两种出路。而实际上，刘备用“刘皇叔”可以增加自己的砝码，曹操用“汉相”名义与刘备斗，反而从中占不到便宜；曹操打出自己军阀的本性来与刘备厮杀，还能减少许多顾虑。刘备如果不用“刘皇叔”的招牌，也就是一个小军阀，不管曹操用什么名义，他都是不堪一击。考察历次刘曹之间的战斗，刘备真正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曹操的战役几乎没有，就是有那么一次争夺汉中的战斗，也是以曹操主动撤军而告结束。

曹操屡次有机会杀掉刘备，也有理由杀掉刘备，但一直没有这样做。当年刘备依附公孙瓒时，曹操攻打徐州，陶谦向刘备求救，刘备遂从公孙瓒处借来数千兵马，又借得将军赵云，往徐州救援。此时吕布偷袭曹操的根据地濮阳，曹操不得已而退兵，刘备则进驻徐州。其后陶谦病故，将徐州城交与刘备，刘备遂自领为徐州牧。此后被曹操所败的吕布前来投奔，刘备让其居小沛。刘备引狼人室，让吕布占据了徐州，刘备只能前往许都投奔曹操。曹操不计前仇，反而表奏刘备为豫州牧，至此人称刘备为“刘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