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第五辑 非合作性博弈（第2页）

言外之意，他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太子没有采纳才导致了失败。这样的回答，看上去好像回避了唐太宗的问题，实际上却委婉地表达了魏征的意思：“所谓手足相残云云，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道德口号，实际上你还不是杀掉了自己的兄弟才做了太子掌握了政权?”

果然，魏征的回答让唐太宗十分欣赏，他觉得魏征有胆有识，不但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而且他当初提出的让太子李建成杀掉自己的计谋也确实合理。就这样，魏征摆脱了政治犯和阶下囚的命运，被唐太宗重用，没过几年就做了宰相，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春天。

魏征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出忠心耿耿，而是直接对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把我当做一个良臣，而不是把我当做一个忠臣。”这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自我表白。从事实上来说，魏征前后投靠了几个主子，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他肯定是算不上忠臣了，但他没有隐讳这一点，相反，开诚布公地对唐太宗讲了出来，并且摆出了另外一张王牌：良臣。他向唐太宗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治国安邦的人才，只要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唐太宗本人也会成为古往今来少有的好皇帝，这一点对唐太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魏征的这番话正是击中了唐太宗心中最敏感的部位：做一个好皇帝。

从唐太宗本身来讲，靠着政变做了皇帝，已经不够理直气壮，如果再做不好，就会被后人当做秦二世、隋炀帝那样的昏君和暴君来看待了。所以，唐太宗需要良臣帮助他治理国家，魏征既然表明了自己的良臣身份，唐太宗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

而且，一个臣子是否忠心，最主要的还是看他为皇帝出过多少建议，做过多少实事，对唐太宗而言，这才是最大的忠诚，以前魏征有过多少个主子，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魏征靠着“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口号，为自己谋求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最终成为千古流芳的名臣。

魏征为唐太宗做过很多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帮助唐太宗制定继位之后的一些基本国策，并且在国家已经安定、统治已经稳固之后，提出善始慎终的原则，提醒唐太宗在实现了清明统治后如何维持下去，让后来的皇帝也能继承这一政治传统。从这方面而言，魏征确实是当得起“良臣”的称号。

不过，在后人眼中，魏征最主要做的事情是进谏，说白了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误读。而且，后世广为传颂的魏征的故事，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因为提意见，惹得唐太宗大为恼火的那一次。

根据史书记载，魏征在朝廷上和唐太宗因为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结果让唐太宗很下不来台。唐太宗十分气愤，退朝之后，回到后宫，说：“我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乡巴佬儿!”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见到丈夫如此发怒，就询问到底是因为什么。

当长孙皇后得知是因为魏征提意见惹得唐太宗不高兴时，她马上进到内室去换了上朝所穿的礼服，出来对太宗行君臣之礼，并且恭喜太宗得到了魏征这样敢于表达正确意见而不是对君主阿谀奉承的人才。这样一来，魏征才转危为安。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魏征当时已经是朝中的宰相，就算唐太宗真的一时动怒想要杀掉他，除非是太宗本人在朝廷上亲自动手，否则都不可能真正杀掉魏征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的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判处流放以上的罪（包括死刑），都是要在一审判决之后，进行复审，并且还要由朝中最重要的几个行政机关的长官联合审查之后才能执行。有这么一套法律作为保障，就算是唐太宗想要杀魏征，也是要通过一个复审并且审查的过程的，但唐太宗杀魏征的罪名肯定是不成立的，所以，魏征根本就不会因为激怒唐太宗而被判死刑。正因为这样，魏征才能够从容不迫并且理直气壮地顶撞唐太宗，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顶多是在太宗心中的印象分打折扣而已。

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在评价魏征的时候，所用的那些“刚直不阿”、“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评语，都是隔靴搔痒，没有看到魏征恰恰是在制度的保护下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这一真相。可以说，如果唐朝不是有这样的法律保障，魏征也许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侃侃而谈，甚至会看着唐太宗的眼色行事。

下图显示了一代名臣魏征的匠心独具的生存策略：

魏征说丑话唐太宗接受魏征：忠臣；青史留名

唐太宗：明君，流芳千古不接受魏征：不畏强暴的贤臣

唐太宗：不能虚心纳谏的庸主

魏征的“进谏”与唐太宗的“纳谏”

正确认识板凳上的“心”

有的时候，一个人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做出什么样的姿态，十分难以判断他的真正用意，这个情况在博弈论中就被称为“言语博弈”。像外交签约、谈判、社交场合的言论、公开发表的感想心得之类，都属于言语博弈。通过言语博弈，能够透露出发言者的一些信息，他是要通过这些信息来和别人进行博弈，来试探他人的反应和态度，并且给能够理解自己真正用意的人以信息提示的。所以，人们常说的“商场无真话”、“官样文章”、“空头支票”，都是对言语博弈试探行为的一种形象概括。

具体到应用上，言语博弈不但有和他人进行试探和彼此探底的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了解自己的人能够从中获取真实信息。所以，对于言语博弈，有人就会当真，认为那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保证，也有人觉得全部是假话，但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诸葛亮和刘备一向被称为君臣一体、君臣同心，尤其是刘备临终托孤的表现，更是让人觉得他十分信赖诸葛亮。实际上，刘备正是通过托孤，进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博弈——对诸葛亮进行拉拢的同时将真实信息透露给他。

作为三国中苦守西陲的国家，蜀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内外的危机。而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虽然在建国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功业，完全靠自己和诸葛亮的纵横之术发展势力，但在身后的继承人问题和国策转移的问题上，他却煞费苦心，炮制出一个绝妙的方案。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因为发兵攻打孙权失败而病死在永安（白帝城）。在此之前，刘备因为病倒在永安，无法回到成都，便紧急下令，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后事。刘备的托孤之语十分有意思，他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不敢怠慢，马上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随后，刘备又颁下诏书留给儿子后主刘禅，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表面看来这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结果，历代的评论家也觉得刘备虽然一生糊涂，但是在临终之前并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国家交给贤明的诸葛亮来治理。其实不然——确实，这一托孤之语，是刘备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这精彩之处在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图中得到启发：

刘备可辅辅之；君可自取诸葛亮辅之刘备：有远见，信任属下

诸葛亮：贤相，万世仰慕自取刘备：用人失察，保住子孙性命

诸葛亮：小人，为后世所唾弃

刘备托孤博弈

蜀汉政权建立的基础本身就不稳固，刘备的江山取自刘璋，而刘璋则是继承了父亲刘焉的势力范围，刘焉又是汉政府派到益州的外来势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来关系不合。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二十多年，吸收了从关中等地区进入益州的外来官僚、从外地归乡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松散政治集团。刘焉接受东汉政府的任命来到益州的时候，就曾经屡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灭对方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璋在位期间，则注重吸纳外来的人才，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对抗益州本地的豪强，让益州的统治趋于稳定。

而刘备不但从刘璋那里继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关系，而且还背负了刘备集团和刘璋集团之间的冲突。因而，蜀汉政权在和孙吴交兵大败之后，最大的威胁并不在于作为敌国的曹魏和孙吴，而是在于国家内部。蜀汉内部由于政权更替而形成的刘备嫡系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蜀汉政治中的隐患，随时可能爆发成为急症，所以刘备不得不防，但由于时目无多，已经无力处理，只能寄希望于和他心意相通的诸葛亮了。

刘备最初是接受了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的，而进入益州之后，刘备的部属和刘璋的旧臣之间，就形成了“主客”、“新旧”的关系。而刘璋旧部因为已经和益州本地政治与社会相结合，在统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备夺取了刘璋的政权之后，广泛任用自己的亲信下属，一时间让主客、新旧的地位倒转过来，一切重要的正职都被刘备属下的“新人”所占据，刘璋旧部怎能没有怨言?所以，为了平息刘璋旧部的怨气和不满，刘备把原来刘璋手下的董和、黄权、李严进行重用，意在安抚人心。

虽然刘备十分注重平衡矛盾、处理内部新旧关系，但刘备从称帝到去世，中间不过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完全弥合益州旧臣和蜀汉新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将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资源一一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诸葛亮后来的话说，那确实是“败军之际，危难之间”。所谓败军之际，是指刘备在与孙吴的战争中大败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谓危难之间，就是因为刘备的去世，刚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因为新旧臣僚的冲突矛盾而趋向内乱和倒台的危险。

刘备是个一生善用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蜀汉政权内部有潜在的危险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安排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接受遗诏——诸葛亮是刘备的班底，李严是刘璋的旧部，二人接受遗命共同辅佐幼主，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这种安排本身就出于尊重新旧双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齐观的考虑。在安排辅政大臣方面刘备都考虑得如此周密，那么在他一生最后的命令中，对诸葛亮所说的托孤言论，怎么可能会不考虑到如何处理他身后蜀汉政权内部新旧臣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摆平小皇帝和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些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