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17个皇帝九千岁轶事
魏忠贤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又和客氏紧密勾结,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此时,朝中两大派官僚争斗日趋激烈。东林党派的大臣掌政,把与本派政见不同的朝臣们尽行驱逐。而东林党又痛斥宦官贵戚等,执政大臣们多上章弹劾客氏和魏忠贤二人,成为阉党这股邪恶势力的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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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魏忠贤处心积虑地要狠狠打击这批独掌朝政的人。在客氏不断唆弄下,熹宗渐渐从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个强大的潜流向东林党派的朝臣们冲**过来,人们称其为“阉党”。
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均遭罢黜。阉党顾秉廉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把自己原有的旧党逐一提拔,把那些刚投靠来的新党逐一安排,里里外外全换了他的人。宫廷中有王体乾、李朝钦等30余人左右护卫簇拥。朝廷上文臣方面有崔呈秀、田吉等为之出谋划策,讲解起草诏书,时称“五虎”;武臣方面有田尔耕、许显纯等五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四十孙”的大小爪牙。朝廷中受重用属魏忠贤一党的人在社会上大都得到了此类的封号。从朝廷内阁六部直到各地方的总督、巡抚乃至于州县都是阉党之人,网络严密、盘根错节,势焰熏天。
熹宗帝有个嗜好,专爱干木工活,玩够了就愿摆弄锛凿斧锯刨做些个小工的器物。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一特性,每逢熹宗兴致勃勃地做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审批,故意惹他不耐烦。这时,熹宗便随口说:“我都知道了,你就看着办吧。”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贤手里,使他自在朝中久掌权柄,恣意胡来。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年几次出行,乘坐文轩,羽幢青盖,驾着四匹快马奔驰如飞,神气十足。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着跟在两边保护,厨役、优伶、百戏等紧紧相随,总共数万人,声势浩大,尘埃蔽天。经过之处,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魏忠贤高傲地望在车上,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到魏忠贤面前请示,经他认可方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请裁,真是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弟侄亲朋一个个青云直上。其族孙魏良栋、魏鹏翼还是个睡在摇篮里吃奶的小娃娃,也受封为太子太保、少师。他的从子魏良卿甚至代替天子在南、北郊的祖庙主持祭天地、祭祀帝王的祖庙。难怪天下人都怀疑魏忠贤耍篡夺帝位了。
魏忠贤的胡作非为,引起正直官员的严重愤慨,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斗争。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24大罪,大胆地揭发魏忠贤的奸恶,魏忠贤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偏听偏信,反而下旨痛责杨涟。魏忠贤竟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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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遭受这番弹劾后,决心赶尽杀绝。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终于兴起大狱,首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等六人,诬以受贿。杨涟等五人被折磨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历史上称这两次大狱受难的东林党人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往上爬的人,都拼命附和攻击,以取悦于魏忠贤。
左都御使高攀龙在自杀前曾遗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多做事的正直大臣终于安其位,走上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在朝堂上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阉党益怒。几个月后,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遂被魏忠贤排挤出朝,以其爪牙刘廷元代之。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又重翻“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对后宫中不听话的妃子,魏忠贤和客氏也敢加以残害,驱逐不听宫人异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