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他上高中花的8600多元,也是我卖血换来的。"
小良的信全被父亲藏在一个祖传的木匣里,这些信全都去掉了信封,仔细地对折着,按日期叠放得整整齐齐。
征得陈邦顺夫妇同意,笔者读完了小良的来信。让笔者十分吃惊的是:这些字体娟秀的信只有一个主题--催款。
我们不妨一起看看这些信:
国庆节放七天假,我们班统一组织去旅游,每人交100元,买衣服花了200(元),上学期暑假欠了200(元),书费200(元),重修及选修的课程花500(元),学杂费2500(元),生活费600(元),还加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还要3000元钱。上学期的体育课没有达标,还要到体育老师那儿走一趟。所以,3000元很紧张,请你们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
在另一封信里,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
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就是吃饭,花钱都花在(吃)饭上了,别的都不花钱了。其实不是这样,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这样花一部分;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游泳、春游、野炊,宿舍里边过中秋节、元旦,老乡之间开老乡会,搞联谊活动等等,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别人相处不下去。
陈邦顺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小良接连给家里寄来两封信,信中说,他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偷接了走廊里的电,被学校发现,被处以3000元罚款,要家里马上想办法凑这笔钱,否则学校会处分他的,他就只好回家了。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5时,陈邦顺立即起程到处找人借钱。天黑了,他敲开姐姐家的门,哭得说不出话来。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给姑姑念了信,姑姑把小商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借到钱的时候已是晚上9时,陈邦顺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带着三儿子一路小跑,只用两个小时就跑到16公里外的306连城铝厂(平时与小良通电话的地方),往小良宿舍打电话。他告诉大儿子:钱已借到,天亮后邮局一开门就寄出。当天晚上,陈邦顺没回家,与三儿子和衣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等待天明。钱寄去后不久,陈邦顺接到小良的回信,小良在信中要求父亲"以后打电话不要高声喊叫,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你会吓着别人,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小良竟嫌父亲那天晚上打电话时声音高了。
小良的妈妈说,小良上大学后变了,变得不爱与家人说话,也不爱回家了,甚至连过年也不回家。
2000年春节,小良没回家,也没给家里写信说明情况,从学校放假那天开始到腊月二十八,小良的妈妈天天跑到村口接大儿子,汽车一趟一趟地开来,又一趟一趟地开走,扬起的灰尘布满站在路边一动不动、望眼欲穿的陈大嫂全身,她几乎成了"灰人"。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盼到小良,哭成了泪人。
正月十三,陈邦顺放心不下,背着一袋馍馍去西安看小良。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他一路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儿子所在的学院。
当时,小良正在宿舍里。他告诉父亲,没回家过年是因为到网吧打零工,去挣点儿钱。他还埋怨父亲不该找他,不该来来回回花钱。
一见到大儿子,陈邦顺心里的怨气就烟消云散了。他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告诉他家里的大小事情,最后说想与老师见见面。因为第一次到学院,陈邦顺给老师带了一些土产。
小良突然沉下脸,很不满地说:"你要见老师是啥意思?"
陈邦顺很纳闷:"当然是听听老师说你在学校的表现。我这么远跑来,不见见老师怎么行?"
小良说:"好,要见你自己去见。我留下来打铺盖卷回家。"
陈邦顺惊呆了,落泪了。这是小良第一次当面以不上学要挟他。
见父亲落泪,小良解释说:"学校不允许学生寒假留在学校,我是偷偷地留下来的。如果您去找老师,就等于通知学校我违反了规定。"
陈邦顺最终没有拧过大儿子。为了不影响小良,他在学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被小良送上火车回青海了。
陈邦顺对笔者说:"我是一路哭着到家的。我不知道小良是咋了。"
2001年春节大年初四,小良离开家,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一去几个月无音信。
7月6日,小良给家里寄来一封信,说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让家里寄去4000元交房费、押金。之后,又音信全无。
"我到处打电话找他,他宿舍电话没用了。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奇怪的是:他一要钱,手机就能打通;钱一寄过去,就再也打不通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打了不下百个电话,要是去了镇上,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还叫在外地打工的另外两个儿子给他哥打电话,可始终没有打通。。。。。。"
直至陈邦顺去了西安,这一切才水落石出!
"父母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
采访中,笔者问陈邦顺:"小良的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哥哥的?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偏心?"
这话戳到了陈邦顺的痛处。他低着头,半天没开口。过了很久,他举起一只手,红着眼圈对笔者说:"我这个父亲没本事,十根手指不一般齐,把两个小儿子给耽误了。"
原来,为了供小良上学,家里穷得连作业本也买不起,陈家二儿子和三儿子只好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