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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秘的王朝历史人物(第1页)

第二章神秘的王朝历史人物

玄奘西天取经之谜

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以唐僧、孙悟空等9币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孤征十七年,亲行五万里,历经一百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占中国的西域传人的。公元前5到6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绰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赏。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六十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一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I(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249~253)年问,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渎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根据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闯(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二十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291)出无罗又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闻。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

韩信死因之谜

韩信是秦汉之际的著名军事家,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

据说,韩信年轻时,穷困潦倒,曾受过洗衣的“漂母”供饭之恩,也受过地痞的“**之辱”,后来在刘邦的军中当过小官,很不得志。只有刘邦身边的重臣萧何识才,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帅才,说服了刘邦,设坛拜将。此后,韩信果然不负重托,统率大军,定三秦、掳魏王、破代兵、擒赵王,直到大破项羽。刘邦在纵论天下得失时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带领百万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代的人杰。我能够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

可是,韩信在功成名就后,却不能寿终正寝,在汉高祖十一年,被吕后、萧何设计诱杀。

一代英杰落得如此下场。有人说他是因谋反而遭杀戮的,罪有应得;有人说是刘邦不容人,他是含冤而死。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说他罪有应得的,提出如下佐证:

其一,他自恃有功,请封假王。

高祖四年,平定了齐地后,韩信派人对汉高祖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南临楚地,是一个易于反复的国度,不设一王位来镇守,大局难以稳定,希望你委派我当个假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见了韩信使者带来的信,不禁震怒异常,骂道:“我困在这里,早晚盼他来辅佐我,他竟然想自立为王!”身旁的张良和陈平见势不妙,悄悄地对刘邦说:“现在我们正处境不利,哪能禁止韩信称王?不如趁势做个人情,让他为我们守一方之地。不然,就会发生内乱了。”刘邦一听,顿然醒悟,连忙改口,装腔作势大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为什么还要当假王?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接着,他派张良赴齐,立韩信为齐王。之后,召韩信等率兵与项羽会战于垓下,大破项羽。刘邦封韩信为王,实属不得已,因而,楚汉之争一结束,他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徙封其为楚王。从此埋下了对韩信的戒心。

其一:他招降纳叛,割据一方。

项羽死后,楚将钟离昧投奔了韩信。因他二人是故交,钟离昧得以偷生。刘邦知道此事后,命韩信交出钟离昧。可是韩信很重义气,不想出卖朋友,就不肯交人。刘邦无法可想。此时,韩信初到楚地,出入都有重兵保护,仪仗威严,这更加引起了刘邦的疑心。恰在此时,有人又告韩信谋反,刘邦就下了决心,一定要除掉韩信。于是,他采用了陈平的计策,令诸侯们都到楚国之西的陈地相会,以便趁机擒拿韩信。这时,韩信已猜出了刘邦的意图,但思忖再三,想到自己本无谋反之心,何必怕见刘邦?于是,杀了钟离昧,带其首级去见刘邦。不料,刘邦还是逮捕了他,并把他押至洛阳。之后,他把韩信降封为淮阴侯,让他寓居于长安整天无所事事。韩信怏怏不乐,常常称病不上朝。

其三,他挑动和支持陈嫌叛乱。

据说,韩信曾和握有重兵的边将陈烯约定里应外合,准备叛乱。又说,他曾与家臣谋划,当刘邦率军出征陈烯之时,诈作诏书,放了囚徒,再突然袭击宫中的吕后和太子。结果,这个阴谋被他的舍人的弟弟告发了。后来,吕后设计骗韩信人宫,将他斩杀于长乐宫室。上述三大罪状,足以说明韩信是个只计较个人得失、闹分裂、谋叛乱的阴谋家,他是罪该万死的。何况,刘邦为了实行中央集权,剪除异姓王侯,也是势在必行。

说他是含冤而死,且是千古奇冤的,也讲出一番道理:

其一,韩信从来就没有反叛之意。

当年,楚汉相争的紧要关头,韩信握有重兵之时,项羽常以“三分天下”为约,韩信没有反;被封齐王后,齐人蒯通曾劝韩信割据一方,借给他看相之名,以“贵不可言”相诱,以“时不再来”相激,韩信也没有反,怎么能在天下平定,兵权被夺之后,凭着一伙家丁和囚徒造反呢?

其二,汉王刘邦久有杀韩信之心。

当韩信下魏破代之后,刘邦突然接管了他的精兵;韩信破赵后,刘邦又夺了他的印符,更换了他的将领,接管了他的军队;破了项羽之后,刘邦又解除了他的兵权,并把他从齐王迁为楚王。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韩信始终是刘邦的一块心病。不除掉韩信,刘邦就不能安寝。

其三,告韩信谋反,并无确凿证据。

关于勾结陈烯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因陈唏是刘邦宠臣,韩信又与他素无交往,何谈二人密谋?举报韩信的,是韩信的舍人之弟,更不可信。据说,那个舍人曾得罪过韩信,韩信将他囚禁起来欲以诛杀,所以舍人的弟弟才去吕后那里告韩信谋反。试想,韩信谋反这样的重大机密,能泄露给一个罪徒的亲属吗?

其四,翦灭异己,是刘邦预定的国策。

经查,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而被刘邦册封的七个王,没有一人有好的结局。梁王彭越、越王张敖、楚王韩信都以“谋反”之名枉杀。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被逼反叛,而被消灭。只有势力最小、封国偏远的长沙王吴芮,因谨小慎微而得以残存。看来,杀掉一切能征善战,功高震主之辈,以安定刘家天下,是刘邦预定的国策。

韩信曾说过:

狡兔死,良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这番话,道出了许多开国功臣的凄苦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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