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02（第2页）

伴随着发达的稻作农业和长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分工细致，门类众多。在遗址包含的多种器物群中，特征鲜明的陶质器皿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面貌。四个文化层中除分别有数量不等的泥质陶外，均有一种夹炭黑陶，胎含大量炭晶粒，系用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质为羼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还原焰中烧成，胎质疏松、硬度较低。从第四层到第一层夹炭黑陶逐渐减少，夹砂陶则逐渐增加，并占据了绝对优势。陶器类早期比较简单，主要有釜、罐、钵、盘、支座，晚期器类多样，新出现了釜形鼎、垂囊式蚕，等。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富于变化，是文化分期的标准器。

利用动物的各种骨骼和角为原料，加工制成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第一期考古发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产工具中，骨角制的达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总数四千七百多件，仅骨器就占二千二百七十件，达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可见骨角器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围生活的各类动物，则为骨角器的加工制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动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还是鹿角、兽牙，都可作为他们的原料。当时农耕用的骨耜和渔猎用的骨镞数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质的锥和凿、骨匕、骨哨、骨梭、骨铲、骨鱼镖、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广泛，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此外，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中普遍发现有苇席残片，总数达上百件之多，还见几段粗细不等的绳索，可见编织业已出现并具一定的熟练程度。纺织品虽未发现，但出土文物中屡有编织纹装饰图案和珍贵的纺织工具，说明纺织业已经存在。而漆碗的确认，把我国使用生漆的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从而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涂料“漆”的国家。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河姆渡人逐渐形成相当水准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追求，创造了丰富多彩、高雅古朴的精神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中，绝大多数属于装饰艺术，即在日常应用的生活用具表面装饰花纹或雕刻图像，既实用又美观，它的数量庞大、门类齐全、题材广泛、造型独特、内容多样。制作技法有刻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彩绘等。所用材料比较广泛，绝大多数施于陶器之上，也用于珍贵讲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纹饰最普遍的是绳纹和几何纹，其余有鸟纹、太阳纹、鱼纹、禾叶纹、蚕纹、稻穗纹、猪纹等，设计精巧、繁简得当，形象逼真，寓意深奥。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木雕鱼形器柄、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编织纹骨匕、短线刻画骨笄、陶塑鱼猪、陶塑人头像、狗形器钮、刻画猪纹的陶器等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玉和萤石质的璜、块、管、珠、环、饼、丸等人体佩带的装饰品。有些质地呈半透明状，玲珑剔透，晶莹润泽。另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鹿类的尖角和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多钻有小孔，可贯穿起来组成串饰，佩戴在响前或挂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现，表明我国长江流域用玉历史的竺久。这一传统在后来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继续发展，并创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辉煌灿烂的玉文化。识到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他立即命人到药店收购下所有带字骨片。此后，他不惜重金，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

辽河红山文化之谜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地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主要是在黄河流域，或者说是黄河、长江流域，对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的水平估计不足。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其内涵之丰富，发展水平之高，均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而这些巨型建筑的发现，使我们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它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兀的，相反，它是多元化一体的，辽河流域同样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河梁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因牡牛河出山梁东麓而得名。发现于1983年的女神庙就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处于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有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古代殿堂。另外，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彩绘的墙壁面残块，绘有赭红问黄白色交错三角纹几何图案，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

在女神庙西侧发现的泥塑造像残块中，人物像最多，有头、肩、臂、**、手等残块。这些人像残块，分属六个个体，她们的形体有大有小，年龄有老有少，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均系盘膝坐式，组成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就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尤其是出土了一尊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完好，双眼中均嵌淡青色圆饼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化。这尊女神像，使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用黄土塑造成的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而且，这并不单单是一尊孤立的女神头像，而是矗立于苍翠群山之上，女神成群排列于其内的雕塑宝库中的一件珍品。如果说，秦始皇兵马俑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艺术高峰．那么，牛河梁女神群像可以看作我国文明黎明时期的艺术高峰。

这尊汉代雁鱼灯造型奇特，设计精美，可杜绝烟雾污染。难道汉代古人也有环保意识吗?

在发现的动物塑像中，有猪龙和禽爪残块。虽然说猪龙的头顶及身体大部残碎缺失，仅遗留头、耳、吻及前身、下吱部分，但仍能显现其昔日的风采。出土的禽的塑像，仅存趾爪，作奋力抓攫状，关节突出，趾尖锐利，表现力极强。猪龙神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崇拜超越了自然崇拜阶段，而禽类神与之伴出，尚带有图腾崇拜的遗痕。

1983—1985年在牛河梁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四座积石冢，其规模之大也是罕见的。它们的特点都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墓内排列的石墓，既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石棺墓群，也是探讨东北亚地区石棺墓形制起源的重要资料。1986—1988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其中的架子山顶一号冢中心大墓，墓中发现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头的两侧有两个大耳环，胸部有勾云形玉佩，双手握一对雌雄各一的玉龟，身上及手腕处还有玉镯。这样的墓主人生前不仅是一位富有者，更应当是当时的部族领袖。

尤为让人振奋的，便是转山“金字塔”式大型红山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这座金字塔建筑的范围大约有近万平方米，结构为夯土石砌圆形台阶式，规模宏大，基部直径一百余米，残存高度二十余米，顶部堆积大量坩锅片，中央夯土内埋有骨架。这座庞大的遗址与“女神庙”相距有四公里之遥，可南望“猪山”。庞大的巨型建筑，仅夯土就达十万平方米，还有难以计算的巨石，很难想象当时人是怎样从远山搬运来的。以至于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的一些学者，在实地考察后，惊叹红山文化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河莫亨佐达罗古文化相比的世界性发现。牛河梁发现的这座金字塔，堪称为中国目前发现最古老、最庞大的金字塔。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以女神庙和积石冢而闻名遐迩，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雕和龙的发现，同样赢得了世人不断的喝彩声。其中，有猪龙形玉饰、玉箍形饰、勾云形玉饰、玉璧、玉环等。特别是猪龙形玉饰，作兽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体现了红山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水平。从考古资料来看，玉猪龙形饰并非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早在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的碧玉龙。龙体呈c字形，高二十六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上端边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的双圆洞为鼻孑L，具有猪首’的特征。过去对龙的形成，学术界根据文献记载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以蛇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组合说等。红山文化的玉器，从发现的实物看，似乎是猪首蛇身的结合体。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发现，才使人们把猪和龙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有专家认为，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兽形玉和勾云形玉佩等，是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象征，已具有“礼”的雏形。

以玉猪龙、勾云形玉饰、玉箍形饰、双龙首玉璜等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过去曾作为传世品著录或在博物馆中收藏，根据其特点和工艺水平，人们将其定为商周时器。而通过东山嘴、牛河梁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来看，这些玉器要比商代玉器早两千年。这些玉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原始宗教礼仪有关。至少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其已经具备了礼器的性质。这对探讨玉礼器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红山文化玉器是燕山地区古代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一部分。

除了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考古工作者还对位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坛遗址。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宗教遗存。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六十米．宽约四十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一望无际。

遗址的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台基，东西长十一点八米，南北宽九点五米。基址内上部堆积有黑灰土夹碎石片层，下部为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的黄硬土面，间有大片的红烧土面。前端部分的圆形基址，直径二点五米，是在黄土堆积的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以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从山下河川中拣选的。从总体上看，这组石建筑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

东山嘴祭坛遗址不仅以其独具特色的石砌建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基址内及其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但这些陶器不是出土在人们居住遗址中，也不是在墓葬中发现，而是在祭祀活动的遗址中发现的，说明这些陶器都与祭祀活动有关。

当然，除了陶器之外，还发现有双首横形玉饰和鸦形绿松石饰等。最突出的则是发现了陶塑女像。在发现的二十余件女像残块中，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皆为泥质红陶。能辨认出形体的有两类。一类是小型孕妇塑像，有两件为**立像，头及右臂残缺，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类是大型人物坐像，塑造得逼真自然，富有动感，而且符合人体结构比例，其大小约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同时还发现有人体塑像腰部的衣带装饰。从大大小小的塑像残块可以看出，这里为一个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像群。虽然说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也曾发现过单个的陶塑人像头或刻画的人像，但是像东山嘴的陶塑人像群则是前所未见的。

关于祭祀遗址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祭地母神、农神和生育神的场所，也有人认为是祭祀山川的祭坛。不管怎样，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史前时期的宗教研究扩大了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专用于祭祀的东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标志着它所属的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祭坛建筑的规模来看，其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惊人的，这绝不是一个氏族或个别部落所能为之，而应该是若干个部落联合营建的。

从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和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的发现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到燕山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很不同儿响，它的发展水平，即便是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以后，坛庙冢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以及以玉龙、陶塑女像、特异形陶器等为代表的大量器物的出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以辽河为中心的地区，同样是我国文明起源地之一。

丝绸之路之谜

现在如果我们去西方，乘飞机最多不过一天就可顺利抵达。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要花费多少倍的时间。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不断探索着外面的世界，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走出了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这条路由中原出发经过新疆一带，而后又通向更远的印度、西亚。最早开通这条道路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就兴起了。出于研究的需要，人们给她取名，如“西域之路”、“中西古商路”等等，但都没能通行。1877年，德国著名的地理学者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里，首次将古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做“丝绸之路”。而后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其著作“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做“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古罗马帝国的显赫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恺撒大帝，有一次身穿一件丝绸制作的长袍，出现在罗马剧场，那轻柔光亮的质地、轻盈飘逸的效果让恺撒显得分外耀眼。剧场的人顿时对恺撒的这件长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件衣服简直是“天堂上才有的东西”，因此称恺撒穿的衣服为“天衣”。没过多久，在古罗马贵族就以能拥有一件丝绸衣服而引以为荣。中国的丝织品流传广远，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所以把这条中西交通的商路称以“丝绸’’为代称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丝绸之路通向哪里?有许多说法，首先其起点就有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安。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是从西安开始，后来西汉与西域的交往都与当时的都城“长安，，相关，因此说起点为西安有充分的证据。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商贸角度说，真正值得称为起点的应是洛阳。洛阳历史悠久，自古就是能与西安相媲美的繁华城市，在西汉虽然不是都城，但有繁荣的经济，是全国商品流转站，在这里交易而后路经西安再向西域进发。在东汉，洛阳成为都城，更是一个国际大都会。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最兴盛之时，当时洛阳已经是一个规范的经贸中心，其兴建有3个市场：北市、南市、西市。3个市场各有分工，其中以南市规模最大。南市以商品交易为主，最繁荣时有商户三四千家，除了小商品零售外，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丝绸、瓷器、皮毛、珠宝、金银等商品由此批发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因此南市不仅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业贸易中心。河南省洛阳市考古工作者新近在发掘一批唐朝墓葬中，首次出土3个胡俑，这3个留大胡子、高鼻梁、着大开领胡服、腰挎皮水囊的胡俑，一个为牵骆俑，两个为立俑，个个颜色鲜艳，栩栩如生。这说明当时洛阳已有西来的商客络绎不绝，这为洛阳丝绸之路“起点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