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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和山西，到底哪个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相信随着考占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

半坡遗址之谜

陕西省渭河两岸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密布的河网水系为古代人类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半坡遗址就位于渭河支流产河下游的二级黄土台地上，背靠白鹿塬，面向河，与现代的河床相距八百米。

在半坡遗址，考古人员发掘了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发现房基三十六座，墓葬一百七十四座，出土可复原陶器近一千件，生产工具六百多件，这些宝贵的文物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的什么秘密呢?

据出土文物及其遗迹研究，半坡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距今约六千多年，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这时，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农业和狩猎得来的食物日渐丰富，人口也日益增多起来。半坡人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能建造地面建筑，过着定居的牛活。

从遗址的复原图上，我们看到一幅由家庭、家族到氏族的完整生活场景：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居住区位于聚落的中心，四周有保护壕，村北是公共墓地，村东是烧制陶器的窑场。村内的房屋大小基本相等，围绕村中部的大房子而建，贮藏东西的窖穴成排分布，墓地的随葬品没有差别，人们过着集体、平等而有组织的氏族生活，消费品归集体而非个人所有，还没有产生贫富分化，处在人人平等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为了防止雨季造成的河流暴涨暴落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和洪水的威胁，半坡人精心地选择了临近河流而又较为干爽的二级黄土台地作为营建自己家园的地点。为了保卫整个村子的安全，避免毒蛇、猛兽之类的侵袭，有效地控制出人村庄的道路，防止敌对村庄的进攻，半坡人在村庄不临河的三面挖筑了一条巨大的壕沟。壕沟全长三百余米，深五六米，宽约六至八米，上宽下窄。壕沟的工程量相当巨大，根据初步计算，大约共需移动土方一点一七万立方米。如果以每人每天挖二点五立方米计，需要一百人挖一年零三个月。

半坡村寨的精心设计还表现在村子中有了明显的功能区分：壕沟以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居住区，生产陶器的陶窑则在壕沟东边的外侧，公共墓地在壕沟的北侧。

走进半坡村寨，首先看到的是村子中部一个巨大的中心广场，这是半坡人日常生活和聚会的地方。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路，把整个村子一分为二。半坡村的规划采用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向心式布局，即村庄中间是村寨居民公共活动的广场，房屋分布在广场四周，屋门都朝向广场，这种布局是为了保障整个村庄的凝聚力和总体布置的需要。房屋的周围并不十分空旷，围绕着这些大大小小房子的是众多的窖穴和垃圾坑。窖穴一般用来贮藏粮食、器物，形状多为口底等宽的直筒形和口小底大的袋形。为了防潮，这些窖穴的内壁经过抹泥加工，口部原来可能也有用植物茎干编成的盖子。

半坡人的房屋，从平面分，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从立面分，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地面房屋的建筑有较为固定的方法，首先是在地面上挖出方形或圆形的墙基槽，使建筑的房屋更加坚固；然后是在基槽中栽埋木柱，这些柱子是房屋墙体的骨架，柱子洞里早期只是把挖出的土回填，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处理。房屋墙体用草木、植物纤维和细泥土混合贴在木柱两侧成形。房顶由室内栽埋的较粗大的明柱支撑，并且根据房屋平面形状，分别做成方形或圆形的顶棚。顶棚用树木枝干为骨架，其上用植物茎叶覆盖，表面涂抹了一层细泥土作为保护层，以增加房屋的重量，减轻大风和暴雨对房顶的破坏。房屋建成后，平整地面，然后用调制好的泥浆粉刷墙体，用火烧烤地面，以增加地面的干爽、坚固程度。

距今六千多年前，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祖先们已经普遍地发明了原始农业，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在世界上最早培养出了粟，长江则是稻作农业的摇篮。半坡人发展了多种经济生产方式，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种出粟，成为维持生活的主要粮食来源。

半坡人的文化艺术以彩陶为代表，线条单调，图形质朴，以红地黑花为主，也有黄地红花或加白衣饰黑红两色花的。图案纹样种类丰富，造型奇特，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彩纹的构图有四种形式：一是对称组合，二是不对称组合，三是同一母题的花纹连续组合，四是不同母题的花纹连续组成一组花纹，其中有主饰也有附饰。花纹及所饰部位与器物造型配合相宜，构成较完美的艺术整体。例如，宽幅的纹饰多在直口圜底钵的口沿和卷唇折腹盆的肩部，横长形的花纹饰于低矮的器物上，人面纹在卷唇圜底盆的器内近底部，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近口沿的内外壁，均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这些图案大体上可分成几何形和肖形两类。几何形纹样以三角形和折线纹作为基本的创作母体，利用虚实、正反和粗细的线条变化进行组图，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变化万千的抽象世界。

古人类学家猜测，在半坡人的眼中，这些动物的纹样或许并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他们用彩笔反复地再现鱼、蛙一类繁殖能力极强的动物，也许正是祈求冥冥中的神灵给予佑福，渴望多子多孙，万世永续。鱼儿所具有的多产能力使这种动物在半坡人的心目中成了通灵的神物，于是鱼和人结合在一起，美丽的人面鱼纹盆向人们诉说的正是与氏族中巫师共同出现的这种人格化的鱼。晚期的鱼纹走向抽象化，极其夸张而且变形，用寥寥数笔勾画出的几何图形说明，此时的鱼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生物了，它变成了一种概念化的标志物。

半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确立了仰韶文化的一个新类型——半坡类型，为关中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确立了时代标尺。半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为正确探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与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

河姆渡遗址之谜

在姚江之畔现今浙江省余姚市文亭区罗江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小村落叫河姆渡，它的西、南两面紧临姚江，过江不远处就是绵延起伏的四明山脉，东面、北面则是风光明媚的平原，村落在丘陵向平原缓慢倾斜的过渡地带。河姆渡遗址以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内涵、鲜明的特征、丰富的实物、罕见的珍品闻名于世，它被人们誉为“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这个古老的鱼米之乡是这样被发现的。1973年，余姚县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决定在河姆渡村北隅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六月，建造翻水站的工程正式动工，当挖到地下三米多深的地方时，发现了一批夹炭黑陶片、建筑木构件，并伴随有大量的古动物骨骼。面对这些世所罕见的陶片和兽骨。听到当地人们的汇报，文物主管部门即刻派出专人前往察看调查，确认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并迅速组织力量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

首次试掘开挖五乘五米的探方两个，五乘二米的探沟一条，发现文化堆积十分深厚、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木构件和动物骨骼等。这一批乌黑古朴的陶片、斧痕累累的木构件、斑驳破碎的兽骨，向人们透露出令人振奋的信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同时为弄清遗址的分布范围，考古工作者不辞辛苦，连续作战，对遗址做了全面探查。结果发现在河姆渡村及其周围地面上和水稻田下，都有文化堆积层或零星陶片出土。特别是在姚江岸边靠小山包一带，有被姚江水冲塌而暴露出的文化堆积。可见遗址面积比现在还大。经测算分布范围达到四万平方米，这在浙江历史上还是首例。河姆渡的先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要解开这个谜，就要深入研究出土的遗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发现的大量稻谷、稻秆叶和许多植物茎叶、果实，很多出土时颜色鲜明，保存良好。这是因为遗址地下水位常年较高、文化层深埋地下、文化遗物长期浸泡水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饱和的隔离状态，而文化层土壤中所夹杂着的腐殖质，使地下水含有弱酸性成分，对它们起到了良好的防腐效果。这样，才使大量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得以保存良好，为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组织结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农业史、科技史、建筑史、艺术史和环境变迁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更让人激动万分的是通过遗址第四文化层采集的九个标本的科学测定，最古老的是约七千年，最年轻的为六千六百年，总平均值为距今六干七百七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认定第四文化层的上限已达七千年之久，这是当时发现的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极端低下，往往依赖大自然的恩赐从事采集、狩猎等采食经济活动。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某些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社会由此跨人了产食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大体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稻作农业相当发达，表明原始农业在本地区的发展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程。

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第四文化层都有大量的水稻遗存出土，尤以上部堆积最为丰富。在首次发掘的四百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乃至多层以芦苇类茎叶、稻草、秕谷、谷壳、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与少量动物遗骸交互混杂的棕褐色堆积层，厚度从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处达八十厘米。出土时稻秆、稻叶、稻谷与秕谷色泽如新，外形完整，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辨。有学者曾推断稻谷总量当在t一百二十吨以上，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堪称全国第一，世界罕见。

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都已炭化，然大多还保留有完整的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更远远超过了野生稻。经过农学家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亚洲最古老的稻作遗存。

河姆渡遗址发达的稻作农业是和先进的耜耕形态相适应的。出土的农具主要有骨耜、木耜、木锄、长方形双孔石刀等。骨耜是最为典型且数量最多的一种农业工具，两次发掘共出土二百件左右。它多取材于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少数为胯骨，长二十厘米左右。平面略呈梯形，上端（肩臼部）为柄，厚且窄；下端作刃，薄而宽。肩臼宽厚处多横凿长方形扁孔，轻薄处多修磨成半月形，正面中部多凿有两个长方孔。这种骨耜往往装有直向木柄，其末端紧贴骨板浅槽，正面方孔和横方孔可穿缠藤条绑紧柄末，顶端做成提手，操作既方便灵活又节省体力，非常适合于河姆渡附近平原沼泽地带使用。河姆渡稻作农业的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耜耕农业。

农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导致相关的家畜饲养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猪狗两种家畜遗骨在遗址中到处发现。据统计，猪骨标本百分之五十四是一两岁的幼小个体，百分之三十六是两三岁的成年个体，老年个体仅占百分之十，由此可知猪在幼年和成年时便被宰杀，与自然死亡有别，应该属于家猪之列。另还出土有一件陶塑小猪和两件猪纹陶器。陶猪四肢粗短，腹部明显下垂，身体肥胖作挪动状，与现代家猪相近。狗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是人类捕猎活动的得力助手，遗址中狗标本与狼明显不同，居住区内还发现了十几块可能是狗的粪便块。水牛的骨骼数量也较多，河姆渡遗址的水牛可初步认为是我国目前所知驯养最早的水牛。

尽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但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植物果实和野生动物骨骼说明，采集、渔猎、捕捞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实有橡子、菱角、酸枣、桃子、芡实、薏仁米、戎芦、菌类、藻类等。野生动物中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软体类的四十多个种属也成了他们渔猎的对象。其中，鹿科动物数量占绝大多数，足见温顺的鹿类是人们偏好也是容易猎获的目标。湖沼地带生活的鸟、鱼、龟、鳖及滨海河口的鲻鱼又经常成为他们口中的美味，现已不见于浙江境内和毗邻地区的亚洲象、犀牛、四不像、红面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难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的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生活，是与他们所在的优越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湿热温润，雨量充沛，气温比现在要高，与我国现在华南一带接近。河姆渡村落离大海不远，有一条源于四明山脉芫岭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绕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带有他们辛勤垦殖的良田阡陌，远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处，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亚洲象、黑熊出没无常，成群结队的梅花鹿、水鹿、麂在山地林间灌木丛中随处游**，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围悠闲地啃着青草，芦苇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鸟、游鱼、龟、鳖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上乐园图。这一切都给河姆渡人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发掘中，第二、三、四层都发现有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保存最为完好，最为丰富多彩。建筑构件诸如柱础、圆柱、方柱、排桩、板桩、地龙骨、横梁、木板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数不胜数。许多木构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精巧灵活、科学受力的榫头和卯孔。双层榫头、燕尾榫、企口板、垂直双卯孔转角柱的发明、梢钉的出现，都说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首次发掘第四文化层发现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桩木构成的一组建筑，代表了他们的杰出成就。

这组建筑遗迹正好有意识地选择在陵阜与沼泽的过渡地带。十三排木桩基本走向是西北一东南，纵轴沿等高线排列，分析估计原来至少有三栋以上的长屋，长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栋长屋的进深约七米左右，临水一侧有宽一点三米的外廊。由于建筑坐落于湖沼边缘，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面，而建筑遗址内未见居住面，却在室内部位发现了大量植物、动物遗骨、残破陶器组成的生活垃圾，堆积厚度也不同。所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为排列成行、打人泥土中的桩木和桩头上同榫卯衔接的地梁及散乱的梁、柱、厚板，而没有地面建筑所见的草盘泥和红烧土之类。由此说明，这是一种以桩木架空居住面基座、上面立柱安梁构屋架的干栏式建筑。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由于它既可防蛇虫猛兽，又可避潮湿水害，下面还可豢养家禽家畜，因此历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仍可见到这种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构水井的发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构建筑技术的又一体现。遗址第二层发现的这口水井，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木构水井遗迹。它由二百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井口方形，边长约两米，每边竖靠坑壁打下几十根排桩。排桩内支顶一个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桩倾倒。排桩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栅栏桩，井内见有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据此说明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亭。水井的开凿和利用，扩大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改善了水质，方便了定居生活，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