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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下 毛泽东张国焘生死攸关的较量（第1页）

北上南下：毛泽东张国焘生死攸关的较量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横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挥师北上，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驰援策应，积极与中央红军会师。1935年6月，毛泽东、张国焘率领两支红军主力队伍，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令人喜悦振奋的握手拥抱之后，围绕北上南下的问题，红军又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

毛泽东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等的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制定的渡江计划说：“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这时，红四方面军也正在酝酿着战略转移，准备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力争两大主力红军的合拢会师。也就在此时，张国焘接到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在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时，红四方面军应该“协同作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陷险犯难，以为应援。”

张国焘从中央的来电中，判断红一方面军必定要渡江，于是，为驰援策应红一方面军，便筹划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水流湍急，两岸多悬崖陡壁。敌军枪械精良，据险设防，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根据所得军事情报，张国焘决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区域渡江。是日晨，一声令下，一百多条船，似箭一样驶向对岸，很快便抢占滩头阵地。然后，大队跟进，乘势扩展，迅速攻占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接着，将敌所扣押的大批船只，拖至渡口，建成一座浮桥，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嘉陵江。敌军被红四方面军抄袭，不得不撤弃嘉陵江防线，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红四方面军控制嘉陵江上下一百里的东西沿岸。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略意图，很快便为敌人所识破：共产党的两支部队，“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从截获的电讯中可知，敌人已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他们在电讯中说：“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肖克的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于是，便采取隔离战术，重点进攻“极为猖獗”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剑阁附近。剑阁、梓潼地区是川陕公路的要冲，为敌人南北夹击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全军立即向西挺进，造成南下成都，北袭陕甘的态势。敌人视线被扰乱后，红四方面军却由剑阁经青虹坝，直指江油。江油乃川北商业荟集之地，素有“小成都”之称。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获取物质补充后，又兵分两路，北夺平武，西取北川。平武已为胡宗南占领，我军则与之对峙。北川则为我军占领，以为我军西进提供顺利的路径。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于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中央政治局尤为赞赏。会议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同时决定立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在获知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命第三十军由汶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第九军和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阻截敌军的北面屏障。

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后，便执行中央的指示：“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早在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便奉命率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后，徐向前又命第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部朝西南方向运动，扫清沿途之敌，攻占懋功，为红一方面军打开通道，掩护他们顺利翻越夹金山。6月12日，韩东山部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会师。6月18日，军委纵队移驻川西重镇懋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会见李先念，详细询问岷江、嘉陵江的情况。途中，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张国焘得知毛泽东到达懋功县城时，立即拍来电报，代表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表示祝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可是，张国焘却以种种理由，不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提出向西发展的意向。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再复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仔细考虑！”并希望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解决一切”。

张国焘和毛泽东互诉离别之情

张国焘在接到毛泽东等电报后，便交待徐向前、陈昌浩留守茂县，自己带着多名骑兵卫士，由茂县经汶川理藩赶往懋功。他们翻越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走过杂木丛生的乱石坡，用了三天多的时间，才到达懋功县两河口镇以北的抚边村。这时，村口路旁早已张贴好红红绿绿的标语，两军会师的热烈氛围迎面扑来。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张国焘。两支主力红军就要胜利会师了，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所表现出的热情、真诚的态度，也曾令张国焘为之感动，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谢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红一、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尤为鼓舞、振奋，他们带着钦敬的目光，看着毛、张二人边走边谈的情景，私下里猜测：“那是毛泽东！”“那是张国焘！”在两个方面军召开的联欢会上，旗帜、标语，令人眼花缭乱，口号、锣鼓，令人震耳欲聋，难得一见的白花花米饭和油滋滋肉鸡，还有名享海内外的贵州茅台酒，使人们沉浸在新年般的喜庆之中。

可是，表面的和气还是掩盖不住内在的矛盾。会师之初，张国焘便质疑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实力，他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窥知他的心理，便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显而易见，两军相比，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红一方面军都远不如红四方面军，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也正为此，张国焘才变得自负、傲慢和斤斤计较起来。他甚至对毛泽东的口头禅“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也感到刺耳和不快。

当时，已是边缘人物的李德对此印象极深，他说，张国焘“40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李德的印象，在红一方面军的一名政工干部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像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毛泽东和张国焘已分别8年，中共“五大”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见面。他们相识于1918年，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张国焘则是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深得陈独秀、李大钊的赏识。建党初期，陈独秀代表临时中央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张国焘则充当南陈北李的建党联络人。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会议的主持者，毛泽东是会议的记录者。他们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张国焘的工作重点在城市。

他们分别后，张国焘短暂地参与主持过中央工作，因“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受到批评，然后，便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当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鲁苏区时，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已经成效显著，他所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一直生活于基层，注重农民和农民运动，而张国焘多是活跃于党务层面，很少关注农民和从事农民运动。他们经历不同、背景殊异，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若云泥。

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的胡宗南部，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张国焘虽在发言中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且提出5点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具体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为便于集中指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张国焘仗着优势军力要挟中央

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的决议，离开两河口向北挺进，在接连翻越两座大雪山后，于7月初，抵达卓克基，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芦花。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来四方面军时，张国焘便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不多日，陈昌浩更将张国焘的所谓“统一指挥”挑明，致电朱德：“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张国焘，作者注）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张国焘自恃所辖军队人多势众，公然以解决“组织问题”为借口，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其率部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达芦花集中指挥。毛泽东在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时，详细询问敌情，分析形势，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的发展。红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