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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人（第1页）

墨西哥人

一

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委员会里的人更不知道他的底细。他是他们的“小谜团”，“大爱国者”，而且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像他们一样为即将到来的墨西哥革命而拼命工作着。他们认识到这点时已经很迟了。因为委员会中没人喜欢他。那天，当他不知从何处来到他们那拥挤而热闹的房间时，他们还怀疑他是间谍——是被迪亚斯[墨西哥的反动独裁者，后在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被推翻。上面所谓的委员会即当时领导革命的政党。]秘密组织收买的一个工具呢。当时他们有无数同志被关在遍布全美的一般监狱和军事监狱里；另外一些人，带着手铐脚镣，正被押送出境，他们将顺着土墙站成一排被枪毙。

头一次看到这小伙子，就觉得很不舒服。他是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小伙子，而且就他的年龄来说，个子也不很高。他自称是菲利普·里维拉，他的理想是为革命效劳。仅此而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更没有进行深入的解释。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嘴角没有一丝笑容，眼睛也不动人。冲劲十足的大个子保利诺·韦拉心里咯噔一下。这人无论怎样会让人产生一种望而生畏、心惊胆战、难以捉摸的感觉，他的一双黑眼睛里隐藏着毒蛇似的东西，犹如燃烧着的冷酷的火焰，凝聚着巨大而又深刻的仇恨。他的目光从地下党们的脸上一扫而过，随即落在了一架打字机上，塞特比太太正聚精会神地打字。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刚好她抬了一下头——她也感觉到了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不由停了一下。她只好回过头把刚打过的部分看了一遍，然后才恢复了工作的正常节奏。

保利诺·韦拉满脸狐疑地看着阿雷拉诺和拉莫斯，他们也用一样的目光看了看他，然后对视了一下，眼里充满了迟疑和怀疑。这个瘦长的小伙子是个神秘人物，有着神秘人物的一切可能的危险。他是那样不可捉摸，超过了这些诚实的、普通革命者的认知范围。这些革命者对迪亚斯及其统治怀着刻骨仇恨，但他们毕竟只是诚实而普通的爱国者。而这小伙子却不一样，他身上有另外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这时，容易冲动、做事痛快的韦拉开口讲话了。

“好吧，”他冷冷地说，“你说你想为革命效力，那么把衣服脱下，挂在那里。我来告诉你，去找水桶和抹布，地板脏了，你就从擦地板干起吧，擦完这里再擦别的房间的。痰盂也要倒干净，然后再擦玻璃。”

“这是为革命吗？”小伙子问道。

“当然是为革命。”韦拉答道。

里维拉用一种冷漠而狐疑的目光看了一下在的场各位，然后开始脱上衣。

“好。”他说。

再也没有多余的话。他每天来干活——扫地，擦地板，擦玻璃。他把炉子里的灰烬清除干净，放上煤和引火木柴，在他们里面最积极的人还没来之前就已经把炉子生好了。

“我可以睡在这儿吗？”有一次他问。

哈哈，果不其然——迪亚斯的爪牙终于暴露了！睡在委员会的驻地，意味着能够打探他们的秘密，窃取委员会的名单，还有在墨西哥的土地上活动的同志的名单。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从此里维拉再没有提起过。他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吃在哪里。有一回，阿雷拉诺要给他几元钱，他摆摆手拒绝了。当韦拉在旁边劝他收下时，他说：

“我是为革命而工作的。”

发动革命是需要钱的，而委员会却常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委员会的成员们又饥又累，但再苦的日子他们也不觉得苦，但有时几块钱的问题也会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有一次，也是第一次，欠两个月的房租，房东威胁说要收回房子，是菲利普·里维拉，一位衣衫褴褛的小清洁工把六十美元交到了梅·塞特比太太的写字桌上。这样的事情不只一次。还有一回，用几台打字机紧赶慢赶打出来的三百封信，内容是来自劳工组织的请求援助和支持的呼吁状、敦促报纸编辑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公道的请求信，还有批评美国法院对革命者采取高压政策的抗议书，等等。压在那里，因为没有邮费而寄不出去。韦拉的表已经没了——这还是他父亲送给他的老式自鸣金表呢。梅·塞特比那只戴在中指上的没有装饰的金戒指也不见了，情况已经很危险了。拉莫斯和阿雷拉诺只能无奈地捋捋长胡子。信是一定要发出的，邮局卖邮票也不赊账。这时，里维拉戴上帽子出去了。他回来时，把一千张两美分的邮票放到了塞特比的写字桌上。

“我怀疑这是不是迪亚斯的昧心钱？”韦拉对同志们说。

大伙挑了挑眉毛，也没办法确定。里维拉，革命的清洁工，继续着他的工作；一有需要，就拿出金币、银币来为革命党救急。

然而，他们对他还是喜欢不起来。他们不了解他。他的行为也与众不同。他令大家放心不下，而且总是回避别人的试探。尽管他很年轻，大伙也不敢放开胆子去盘问他。

“也许是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很难说，很难说。”阿雷拉诺悠悠地说。

“他不是一个凡人。”拉莫斯说。

“他的灵魂已经枯死，”梅，塞特比说，“光明和欢笑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了。他形同死人，但又让人畏惧地活着。”

“他一定历尽了艰辛，”韦拉说，“没有经历过艰辛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况且他还是个孩子。”

然而，人们还是没法喜欢他。他从不讲话，从不询问，也从不提什么建议。当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总是毫无表情地立在那儿聆听，如同一个榆木疙瘩，只有那一双来回转动的眼睛还能表明他是一个活物。他的目光从一张脸扫到另一张脸，从一个说话人扫到另一个说话人，像两只冰锥一样，寒光四射，让人浑身不自在，困窘不堪。

“他不是间谍，”韦拉私下里对塞特比说。“他是一个爱国者——你听我说，他是我们中间最爱国的一个。我知道这点，我有一种感觉，一种发自内心和大脑中的感觉。而事实上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脾气很坏。”梅，塞特比说。

“这我知道，”韦拉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他用一种恐怖的目光看我，那目光里没有友爱，有的只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如一只凶猛的老虎。我知道，只要他发现我不忠于革命，他立刻会要我的命的。他是个心肠狠毒的人，如钢铁一样无情，如冰霜一样冷酷。他如同冬夜的一轮冷月。一个人在荒山之巅快要冻死的时候，这种月光就更加阴森恐怖。我不怕迪亚斯以及他的所有刽子手，但是我怕他。说实话，我真的害怕，他简直就是死神的使者。”

但是，说服同志们相信里维拉，而且交给了他第一次重要任务的，不是别人，而是韦拉。洛杉矶和南部加利福尼亚地区之间的交通已被中断。三个同志被枪杀在了自己挖好的坟墓里，另外两个被关在了洛杉矶美国的监狱里。联邦军司令胡安·阿瓦拉多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破坏了他们所有的计划，使得他们已无法同南加利福尼亚的老革命活动者还有新革命者取得联系了。

年轻的里维拉接受了指派赶往南方。他回来时，交通线已经恢复，并且胡安·阿瓦拉多也已命归西天。人们发现他是在**被杀的，一把钢刀深深地刺进胸口，只有刀柄还留在外面。这个任务显然超过了里维拉接受指示的范围，但委员会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谁也没有问他，他也什么都没说。但他们互相交换着眼色，各自在心里揣摩着。

“我早就说过，”韦拉说，“他是迪亚斯的头号克星，我们谁都比不上他。他与他们不共戴天，他是惩恶的利剑。”

至于梅·塞特比提到的他的坏脾气，其他人也都有所感觉，从他身上也能得到证明。现在他一露面，不是嘴唇破了，就是脸青了，或是耳朵肿了，很显然，他一定是在外边吃饭、睡觉、挣钱的某个地方经常和别人打架。不久之后，他开始为委员会每周出版的那份小小的革命传单排字。有些时候他连字也排不了，因为不是指关节被打断，就是大拇指疼得动不得，要不就是一只胳膊耷拉着，无言的痛苦令他的脸都扭曲变形了。

“一个流浪汉。”阿雷拉诺说道。

“一个常常光顾下流场所的痞子。”拉莫斯说。

“但他是从哪儿得到钱的呢？”韦拉问道，“就在今天，刚才，他已经付过白纸费——一百四十美元。”

“他常常不来上班，”塞特比说，“而且，他也从来不说明原因。”

“我们应当跟踪他。”拉莫斯出主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