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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莽的第一次创业（第1页）

鲁莽的第一次创业

改革开放后的私营公司先驱是进不了体制内企事业单位的城镇个体户和农村专业户。国家无力养活过多的人口，于是给一部分人放生，让其自谋出路。这一部分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在求生中踩出了一条致富之路，成为第一批富人。

20世纪80年代，“下海”一词诞生，许多人放弃养尊处优的体制保障也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以他们的常识和胆魄开创私营公司的新境界。四川的刘氏兄弟放弃公职去农村养鹌鹑，开始了希望集团的创业；四通的段永基开始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张宏伟当了哈尔滨东方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开始了东方集团的创业……他们不仅要完成发家致富的使命，同时也想把企业发展成一种事业，他们无形中成了新中国企业制度的探索者。

鉴于私营公司的成就，1988年，国家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同时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增加了私营经济的条款，自此私营公司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第一次创业私营公司的追求有以下五个特征：

1、从国有企业的拾遗补漏者成长为竞争者。鲁冠球由一个打铁匠成为汽车万向节的主要供应商，何享健原本加工电风扇壳的小作坊也生产出全国知名的风扇。

2、追求产量，赚第一桶金。计划经济时代给私营公司馈赠了一个极大的卖方市场，只要开足机器生产，就会有市场，于是“暴发户”不断地诞生。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和温州的皮鞋、电器市场，广东的服装市场，许多专业市场应运而生。穿不到一星期就开裂的温州皮鞋在全国也成了畅销货，广州陈展鸿经营服装成了中国首批千万富翁之一。很多私营公司在这个时期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

3、家族作坊的生产方式。以家庭和亲朋好友基础开始打江山，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面对市场风险，创业有时显得悲壮，谁都不愿共担风险，只有家庭可以同舟共济。

4、走关系、找靠山。持续不断的“姓资姓社”之争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使私营公司不敢显山露水，找顶“红帽子”，作为保护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没拿国家一针一线，头上却带着一顶校办企业的帽子，成为中国文教系统中最大的企业，这顶“红帽子”曾几次救他于危难之中。

5、引进技术和设备。80年代末私营公司尝到了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甜头，引来了一场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们向中国倾销淘汰设备的风潮。这些国际二三流的设备一时还是受用，但不出几年便遭退休，使一些私营公司赔进不少钱财。

在私营公司创业年代，尤其是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利润较多，短时间涌现了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这种凭感性经营的一批私营公司、家族经营管理紊乱，在管理思想上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性成分、悟性成分和投机成分以及单纯而狭隘的经验积累。

当告别了难忘的短缺经济，完成了从“输血型”转为“造血型”的经济过渡，中国正在步入微利时代，你别再指望一口吃成大胖子的事，别再指望超速的成长获得暴利。走进微利时代，一切都开始变得理性而有序，微利时代断然拒绝非理性的狂想与浮躁。热衷于投机来积累财富想把企业做大，就只能失败，不跟上时代脱胎换骨的转变，老是抱着以往所谓“成功”经验的企业，必将把“失败为成功之母”的古训变成“成功是失败之母”的现实。

“一次创业”的私营公司虽然生机勃勃，但抗病力弱，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本身是生命力旺盛，却难有长成大树的潜在基因和素质，正如常说的“富不过三代”来形容民营经营商的寿命，这些年来，可以说一批批知名的私营公司的湮没及蜂拥而起、蜂拥而败、速生速亡、暴起暴跌，这是由于本身机制的非规范性而使企业存在很大的先天性缺陷，这是很多“一次创业”的私营公司高成活率、高死亡率、低生命周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