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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002（第5页）

名篇鉴赏

《我家的财富》展现的是大自然馈赠给“我家”“简陋庭院”的一笔“巨大财富”。读者透过一方小小天地，可以一览随四季更替而出现的草虫鸟蝶、花开花落、风雨霜雪等美丽景观。

作者对自然景物描写得真切、生动、细致。在《我家的财富》中，简陋小院中春秋雨季景致的美是这样被展现的：春天，李花飞雪，邻家的桃花、樱花、山茶花、棠棣花的花瓣也随风飘落到小院，宛如红雨霏霏、白雪纷纷；秋日，一树金黄的银杏，落叶翩翩，恰似仙女玉扇坠地……语言极富美感，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

同时，作者又并不单纯是在写景，对景的描摹中又充满浓浓的感情。“老李背后有棵梧桐，绿干亭亭。绝无斜出，似乎告诉人们：‘要像我一般正直!”“李子熟了，每当沾满了白粉的琥珀般的玉球骨碌碌滚到地面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个男孩，我拾起一个给他，那该多高兴啊!”……描写性的语言中富含哲理，表现了作者对美好和谐生活的追求。

从整体上看，本文篇幅虽然短小，却构思巧妙，剪裁得当；语言明快精练，充满诗情画意，十分值得一读。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年），澳大利亚当代作家。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作家。怀特的大多数作品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反映澳大利亚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方式。主要作品有《人类之树》、《暴风眼》等。

回头的浪子

本文意在回答阿利斯特?克肖最近发表的文章《最后一个侨居国外的人》。不过我很难与克肖锐利的新闻武器对阵，所以不打算对他文中诸点逐一作答。有人愿侨居国外，有人想返回本国，那理由无论如何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这个问题，也就只能根据个人的感受来回答了。

我今年四十六岁，在国外度过二十个年头。最近十年，几乎寸步未离卡斯尔山那方圆六英亩的“山茱萸”农场。这听来有些蹊跷，也许是值得解释一下的。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相信这样的格言：唯不列颠人正确。早年，我确实接受了它。在一所英国公学里，我被熨得平平整整，最后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卒业。直到1939年，我独自漫游了西欧大部，以及末了还逛了大半个美国以后，我才开始成长起来，开始独立思考。而战争则完成了我性格其余部分的改造。本来似乎是多彩的、理性的、称心如意的生活，令人痛心地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寄生生活。没有任何东西像雨点般的炸弹那样促人估价自己的成就了。在闪电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位已经著有两部颇为成功的小说且声名在外的澳大利亚人，夜里独坐在他在伦敦的卧室兼起居室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成就几乎等于零。有意义的是，也许那时他正在读着艾尔的《日记》。也许他遇到了“顶头风”，自然不时地走向柜子，取出那瓶卡尔瓦多斯白兰地多喝几口。总之，他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无所依傍的感觉，阿利斯特?克肖曾对这种感受表示哀叹，并把它解释为一种“谋求再度用鼻子触摩母国仁慈的**的愿望”。

我在滞留中东的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渴望返回童年的天地中去。童年毕竟是艺术创作者所能汲取的最纯洁的源泉。这种愿望又被对沙漠景物的极度留恋所加剧，但是在我随部队驻扎希腊的那年，它几乎得到了满足。因为在希腊，各方面都显得完美无缺。不仅是古迹美，而且还有自然风光美。同时，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温暖。那么为什么我没有留居希腊呢?我曾经动心过。也许是因为我意识到，即便是最道地的居民海伦诺菲尔，也只不过是心甘情愿地扮演了地中海东部沿岸流浪者的喜剧性角色而已。当地人民似乎并非不动情地说，他不属于那儿。对他来说，这是可悲的，不过他无足轻重。这个海伦诺菲尔，至今还在谦卑地盼望着自己能属于希腊。

最初的几年，我对这些活动感到满意，并让自己沉浸在自然风光之中。要是有人提起写作，我会说“啊，也许有一天”，但我并无真意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姨妈的故事》写于战争刚刚结束，我回澳大利亚之前。国外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反响不错，但像往常一样，国内评论家的反应不佳。小说未能被人卒读，公共图书馆中书页的状况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一点。但对我来说，除了吃穿和头顶上属于自己的屋顶，似乎一切都无关紧要。

随后，我忽然开始感到不满了。不管澳大利亚评论家的态度如何，也许写小说是我唯一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要是我不写作，生活便会毫无意义。我满怀**地回到了我年轻时离别的故土以后，真正发现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别的艺术家那样，收拾行装离去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没有。四周伸延着澳大利亚的巨大虚空，在那里，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里，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里，教师和新闻记者统治着一切精神领域；在那里，漂亮的青年男女透过毫无判断力的蓝眼睛注视着生活；在那里，人的牙齿像秋天的叶子那样掉落，汽车后部的玻璃每时每刻都在增大，只有肉馅饼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饭食，强健的体魄压倒了一切，物质上的丑恶不会使普通人感到震惊。

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使我感到惊慌。在这样的心境中，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构思起另一部小说来。由于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所以我试图通过一对平凡男女的生活，在书中尽可能涉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要在平凡的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因为正是这一切，使这些人的生活——顺便说一句，还有我回来后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于是我开始撰写《人类之树》了。这部小说如何被那些较为重要的澳大利亚评论家所看待的问题，已成了亘古历史。随后我创作了《沃斯》，它可能还是我在闪电战初期酝酿的。当时我坐在伦敦的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读着艾尔的《日记》。几个月穿越埃及和昔兰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着这一想法；那个时代最显赫的狂妄者也在影响着它；回国后，我阅读了当代人对莱卡特探险的描绘和A．H．奇泽姆的《奇异的新世界》，这个想法终于成熟了。

那么这位返回国土的侨居国外者得到了什么报偿呢?我记得，在我第一部小说获得成功之际，一位名叫盖伊?英尼斯的老练而聪明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我的伦敦寓所里访问了我。他问我是否想回国，我那时刚“到”，干嘛我要回去呢?“啊，不过你回去的话。”他坚持己见，“各类颜色会源源不断地流到你的调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想起他对我第一部小说的这段委婉批评。我想，盖伊?英尼斯也许是对的。

因此，报偿之一便是更新了的景物，它即便在记忆中显得更加寒酸，却一直是我生活的背景。如果我光坐在塞纳河左岸与阿利斯特?克肖边喝酒边滔滔不绝，那么自然的世界和音乐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显露出来。也许一切艺术之花在沉默中更易开放。当然单纯和谦卑的境界，是艺术家或普通人唯一值得向往的境界。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未必会有可能，但努力去争取却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几乎被剥夺了自认为合意和必需的一切东西，我开始了我的尝试。写作本意味着一个有修养的头脑在文明的环境中所作的艺术实践，现在却变成了用词汇的岩石和木条创造出全新的形式的斗争。我第一次开始看清了事物。甚至连厌倦和失败也为无穷尽的探索提供了途径；甚至连丑陋的东西，澳大利亚生活中的提包和铁皮也获得了意义。至于好似挑绷子游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它已被必要地简化了，而且常常给弄糟了，有时倒也动人。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出借的书籍，播放的唱片，往往可能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一个人可能会有助于使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土生活着一个具有理解力的民族。

那么，这就是一个侨居国外者留在本国的某些理由了。尽管他必须面对回国后必然接踵而来的各种失望。阿利斯特?克肖也许会回答说，这些理由抽象而且不能令人信服。但正如我已经提醒过的那样，这些纯属个人的理由。我从不知姓名的澳大利亚人那儿收到了许多信件，它们是最具体的，也是最好的报偿，我的创作似乎已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子。对我来说，单是这些信件就足以构成我留居国内的理由了。

本文是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作于1958年。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大环境是：经历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劫难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之国内经济突飞猛进，澳大利亚终于结束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人原有的文化理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原有的宗教信仰尚未彻底分崩瓦解，新的信仰尚未确立之时，作者对于国内的思想文化状况有着很深的忧虑。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文章以表达自己对于提高民族素质、重建国人美好信念的期许。

文中开篇说自己这篇文章意在答复国内某作家的《最后一个侨居国外的人》而作，这交待了写此文的直接原因。接着作者回忆了自己自1948年由英国回来后的生活经历，及其此前此后的思想变化过程。在这里，作者详细地写了自己比较有影响的几部小说的创作诱因及写作过程，言语中时时透露着自己对国内文化状况的思考。如“四周伸延着澳大利亚的巨大虚空，在那里，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里，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里，教师和新闻记者统治着一切精神领域；在那里，漂亮的青年男女透过毫无判断力的蓝眼睛注视着生活；在那里，人的牙齿像秋天的叶子那样掉落，汽车后部的玻璃每时每刻都在增大，只有肉馅饼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饭食，强健的体魄压倒了一切，物质上的丑恶不会使普通人感到震惊”，这样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人精神上混乱迷惘的状况。纵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用自己的“笔”改变的也正是这种状况，而这也是他要“留居国内的理由”。文章结尾作者对此进行了揭示。从中我们可以常常体会出作者是一位正直而有责任感的作家。

斯米尔宁斯基（保加利亚）

作者简介

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1898-1923年），保加利亚著名诗人，无产阶级作家。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五岁，却留下了五百多首诗和众多的讽刺散文。代表作《赤脚的孩子》等。

赤脚的孩子

黄昏了。慢慢地，像是偷偷走着地，紫丁香色的阴影落了下来，罩着森林，巨大的日轮在黄金和暗红的血的急流中快烧着了。大路像是死了的灰色的蛇，在静下的田野里躺着。看哪，那些赤脚的来了。三个，四个，六个。拖着装满了木柴和枯枝的小车，他们绷紧了他们的年轻的身体上的筋肉。帽沿撕破了的帽子，打着黑色的补丁的灰色的裤子，他们的血管——紧张得像船上的桅索一样。额上流着汗。城市又那么远!幼小的奴隶们，在你们的穷苦的羁轭之下，孩子们眼睛里燃烧着老人的安静的悲哀，城市很远!很远!许多写意的人要在你们身边走过，他们的汽车都要在你们身边开过去，他们一生中从来不曾尝过苦难的日子——他们，使你们受苦的他们。他们知道什么?在佳姆一戈利雅的大饭店里，音乐队奏着乐，在别墅里，那么舒服，又那么开心!饥饿这黑鬼并不向那里伸手。烦恼也不在那里织着涂胶的网。他们知道什么?……

“已经是冬天了，他们拖木柴去。”

“他们不觉得太重吗?”

“不，亲爱的，他们已经弄惯了。”

那些赤脚的停下了，嗤着气，满脸怨恨地望着，又拖起了他们的小车。他们用袖子揩去额上的汗，脏黑的脖子上的血管胀大了，又向前走去。一阵阵的灰土掩盖了他们，像生命一样灰色的、窒息的灰土……在第二辆车子的木柴上，坐着一个小小的助手——蓝眼睛的小姑娘。血，暗红的血迹，在她的小脚上凝结了。但是，她只望望天，望望田野，微笑着。你对谁笑，金发的小奴隶呀!对苦难……对你的雪白的、天真的灵魂，你笑着。你的青春用了温柔的、天鹅绒一样的眼睛望着。可是明天?明天，生命的灰色的急流就卷去了你的青春，也一样卷去了你的微笑。而且，拖着小车，这里看到黑暗的苦难，那里看到虚荣和永远的欢乐，你就不再微笑了。阴影要罩上你的天真的脸，湿润的眼睛要露出仇恨，你就跟着你的褴褛的哥哥们，举起了你的小小的、黑黑的、握得紧紧的拳头：“两个世界!一个是多余的!”

1922年8月

名篇鉴赏

斯米尔宁斯基是保加利亚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时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号召劳动者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赤脚的孩子》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作者通过农村穷人家的孩子，在冬季给城里富人送取暖木柴的场景的描述，反映了20世纪初保加利亚尖锐的阶级矛盾，向人们揭示了当时保加利亚黑暗的社会现实。

作者在文中开头写了赤脚孩子拉车送柴的情景：“三个，四个，六个。拖着装满了木柴和枯枝的小车，他们绷紧了他们的年轻的身体上的筋肉。帽檐撕破了的帽子。打着黑色的补丁的灰色的裤子。他们的血管——紧张得像船上的桅索一样。额上流着汗。”紧接着又写了一组汽车中的富人母子的对话：“妈妈，这些孩子为什么拖着车子?”“已经是冬天了，他们拖木柴去。”“他们不觉得太重吧?”“不，亲爱的，他们已经弄惯了。”穷人与富贵者两相对比，小小的剖面图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是富贵者的天堂、贫贱者的地狱。文章到此本已经可以结束。但接下来，作者却描写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她“只望望天，望望田野，微笑着”，紧接着，作者又有这样的发问“你对谁笑，金发的小奴隶呀!”很显然，在作者看来，这个甜美的“微笑”是与其地位和处境不相协调的。因为这个“微笑”短暂得不会出现在苦难的“明天”。而文章末尾“两个世界!一个是多余的!”正是作者为苦难的人们提出的改变这种不公平处境的方法——既然是“多余”的，就要拿起武器去消灭它!

作者简介

西格利?温赛特（1882-1949年），挪威著名女作家。192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玛塔?奥莉夫人》、《珍妮》、《春天》、《克丽斯汀?拉芙朗的女儿》等。

挪威的欢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