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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第2页）

“没有。”

“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

“没有。”

“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

“请你记住，10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我重新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今生要写一部电影，改编的不算。写一百个短篇小说，全部要发表。写三个中篇小说，再写一个长篇，当然也要发表。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他们看了我的一些习作后，认为我还有出息。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时值中午，便来到西安解放商场的一家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不动，一动也没有。他们果然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我站着和人家一样高，吃饭和人家一样多，年龄也不比人家小多少，怎么脸上这样的无光彩？人是应该有些尊严的，要常常知道害羞才行！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

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放着吧，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我格格不入，文学杂志几乎没有。

我还有个自己的想法：没有稿费，我绝不投稿。

为钱么？是的。我花了那么多钱，得把本捞回来才行。没有稿费，等于不承认作者的劳动，我不干。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

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寄还是不寄呢？可怜搞了十几年创作，还没有正式投过一次稿。过去那些剧本什么的，都是通过组织寄出去的。竟不知怎么个投稿法。我想到：寄，无非是不用，又不犯法。寄给哪家呢？反正是发不出去，寄一家大的试试。

一个多月后，有天早晨，我正在车间干活，厂政治部来了一个干事让我到政治部去一下。

大家都紧张了。我镇静了一下，想想最近干什么坏事没有？两天前我曾用饭盒偷过厂里一点水泥回去做花盆，莫非被发现了？反正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就硬着头皮来到政治部。那干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半天才问：“你是不是给什么报社写过文童？”

我赶忙点点头。他说：“写的什么，为什么不汇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说：“人家来函调查你，看你和‘四人帮’有没有联系。”

我这个小蚂蚱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哟？他并不让我看那表格，只是说，把原稿拿来审查一下，党委最后定了再说。

我默写了一篇我的文章，给了他。过了一星期，问他时，他说，星期五开党委会，会上定了再说。

我第一次真的注意起厂党委会了，并且知道了那开会的地方。

散会了，他眼一瞪说：“忘了，下次再说。”

我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两篇均好，都准备采用。只是还没有收到单位的复信，问我是否可以催一催。

十五年了，我将要看到曙光了。为了那块砖头，那誓言，我买了一条烟，晚上到那干事家中，随便的样儿把烟往他**一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战友在烟厂工作，内部处理，一块钱一条。弄了两条，卖给你一条。”

他拿起那条烟，问我：“这么便宜，多弄几条来行吗？”

我心里说，多弄几条？我一月就400大毛，卖老婆孩子呀！嘴上却说，没问题。末了问到那表格的事。他说，算了，不值得上党委，我现在就给你盖个童子，你寄走得了。

我连夜用挂号信把这“同意发表”的盖有工厂大印的表格寄到北京去了。

1978年农历年三十晚上，有朋自工厂来，15里路，送来了三本《解放军文艺》。《献给母亲》发表了，《蚕女》也寄来了清样。

15年，漫长的15年，我看着我变成铅字的名字，喝了三杯酒，流了两行泪。

有了开头，就不能让它断了。

几年来，我收到6000多元的稿费，“本”捞回来了。

今年，我改编了张贤亮的长篇《男人的风格》，西影厂已开拍。不过，改编者有三个人。我的理想是要写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名字的电影。写不出来，我仍然可能“粉身碎骨”。

奋斗也许不应该有止境。我不给自己增加砝码——那样就确实有止境了。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22年；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怕还要继续奋斗22年吧？

（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