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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第1页）

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

奋斗也许不应该有止境。我不给自己增加砝码，那样就确实有止境了。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都是十七八岁的新战友，在营房后边的砖瓦窑上谈起了个人的理想。热血沸腾之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砖头上，向上苍发了誓，然后把砖头砸得粉碎——谁要是说话不算数，下场就和这砖头一样！

有两个战友说的理想是下决心存钱（那时我们在青海香日德当兵，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津贴）。有一个战友要拉二胡，说将来最起码要在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为大家演奏。还有一个战友说，也要搞音乐创作，最少要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

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22年过去了。当年名字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

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谈起了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存钱的，临退伍时存到3000以上。不过他们现在并不怎么富裕，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上过两次台，也确实得到了掌声。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一个《岳飞》的电影了。

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厂编辑寄来的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像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监狱里去，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副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右派问题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个儿媳妇在《电影文学》当美术编辑，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随后寄上了300元钱。一个月后，我牵了三匹马，从40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足足有一个立方。

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利用每天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购的打字机，给《优秀电影剧本选》上打号、编目、装订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代我旁边那个外号叫“骚鼻子”的战士，不让他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

“不让你乱翻，你手贱什么？”

“翻了怎么样，能判劳改么？”

“你再敢翻一下？”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回身抓起一支枪，顺手上了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过去。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里有一个排的战士。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洗衣服。听见这不是平常人喊出来的声音，都站了起来。我背靠着枪架，顺手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并且拉出了导火索。当时我想，去他妈的，咱一块死吧！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们。

在这个当日，副排长开了口，他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见过大场面，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骚鼻子”，高声骂道：“这货早该枪毙了！打死他活该，朝他脑袋上戳！”

这明显是向着我说话，我激动得要流眼泪了。他一眼也没有看我，几大步就走到“骚鼻子”面前抬起脚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弹的那只手。抓的那么有劲，我动都动不了了。他大声喊：

“快来，给我捆起来！”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第一条是我必须给“骚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我撕下来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还给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后悔极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面前，求得他的原谅。我的头在床头上碰烂了，但心里面说，我一定要当文学家，只有当了文学家才能对得起他们！否则，我还活着干什么呢？部队首长原谅了我，战友们原谅了我，只给了我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主任还风趣地说，只要你当了作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将来我给你撤掉这个处分。

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

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三年后，那些书看完了，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的中文系。我写了7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临退伍时我那个处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开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用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

“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

“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7个。”

“放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