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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茶话古今（第1页）

第八章茶话古今

共产国际的替罪羊：陈独秀为何被开除出党

“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织即遭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宣传部长。但是，同日三人就被捕，因韩叛变，陈、郭被害。7月2日，代理书记赵世炎亦被捕牺牲。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且隐藏起来后，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儿子陈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党内的消息。

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织即遭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宣传部长。但是，同日三人就被捕，因韩叛变，陈、郭被害。7月2日，代理书记赵世炎亦被捕牺牲。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且隐藏起来后，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儿子陈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党内的消息。他也不断向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8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召见乔年和汪原放，对汪说：“我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趟，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当时汪担任着党中央出版局局长的工作，公开的身份是汉口《民国日报》国际版编辑。他到上海后，汪孟邹说，陈独秀可以来上海。当然，条件是不能进行革命活动。陈独秀完全同意，其实他已经作了长期隐蔽的思想准备，并让乔年告诉汪原放，党的工作“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亚东图书馆）事做好要紧”；还让汪去找陈的老朋友光明甫说情，到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搞一个位置，作为“护身符”，让他到上海后不要再与自己联系。

9月10日（八月十五日），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人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儿江月。一路上不时沉吟：“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亲自去看望陈独秀，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陈独秀虽然犯有严重错误，并一再拒绝国际和中央要他到苏联去的决定，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等，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谭平山甚至被开除党籍，张国焘留党察看，他们实际上也成了罗明纳兹等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期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觉负有责任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但他反省的结果，始终不明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另一方面，他拒绝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的决定；新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请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的研究。这是他个人的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就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以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不管人们怎样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1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其中的北京话，请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

此稿完成后售给了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王云五与国民党关系甚深，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作者，于是，王云五、张菊生、胡适、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5000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

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的，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一方面以“寸铁”短文，抓住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等国民党、北洋军阀反动派的丑恶表现，极尽嬉笑怒骂，及时揭露与批判，很有战斗力。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19期上，连续发表了151则“寸铁”；还在上海总工会办的双日刊《上海工人》骑缝上，多次登载他写的讽刺国民党的歌诀《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诚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另一方面，他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而且是瑕瑜共有的，但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党内，从上到下，忠实执行莫斯科的路线和指示，已成习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独立思索中国革命问题。这些意见大致如下：

关于形势与革命策略问题，他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形势进入低潮，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全的退却和防御，“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所以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更反对“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承认大革命失败，看到革命进入了低潮，主张退却和防御，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党内同志，特别是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不承认大革命已经失败，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于是，在1927年11月，终于发展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但是，陈独秀的“低潮观”也有缺点。他从武汉到上海，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看到的除了革命失败，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势力的强大，因此以为全国都是低潮，主张全面的退却和防御。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造成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革命在城市失败了，农村还在发展；北方消沉，南方有大革命影响的地区却相当活跃。于是，毛泽东的“低潮观”主张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在南方数省有群众基础而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

关于革命性质和纲领，瞿秋白党中央认为，武汉反动后意味着资产阶级变成了反革命，莫斯科又在9月终于明确指示中共退出国民党，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因此在广州暴动中提出了建立“工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陈独秀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党中央采取的“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指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建议“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这表明他这时还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还提议，“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后来他转向托派时，却背弃了这些正确的主张，晚年才有觉悟。

陈独秀把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正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当然不予采纳。

这时，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望陈独秀，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父亲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中央写信，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直到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中央，但那时他已经转向托派了。

与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大革命失败后，各次武装暴动又连遭挫折；党的领导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全党思想十分混乱。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制订新的革命路线和纲领。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但是，他由于对共产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又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反对到莫斯科去研究中国革命，再次拒绝赴苏参加“六大”。

“六大”肯定了当前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基本正确的轨道。由于有人要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是比较公道的。因此，大会后有人出于宗派目的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的中央，他拒绝。在当初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然而，这种情况在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文件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在陈独秀身边就出现了派别活动。一些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职务的人，如彭述之及其妻陈碧兰、尹宽、何资深、郑超麟、马玉夫等，对“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责任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并使其下台不满，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陈独秀反对这种活动。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他认为莫斯科和党中央是真诚革命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会接受他的主张的。所以他们的宗派活动也慢慢熄灭下去。但是在他们接触到莫斯科归国留学生传播的托派文件后，又死灰复燃了。

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在联共党内就组织起反对派，与斯大林为首的掌权派就苏联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争论，其中中国革命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论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部分学生拥护托洛茨基，逐渐形成一个派别，接受苏联托派的指导。1927年11月十月革命10周年大庆时，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红场上举行了反斯大林游行。事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翌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继又驱逐到土耳其），参加事件的中国学生则被遣送回国。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积极传播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