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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探秘历史（第2页）

毛回答道：“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

在此事后毛又帮助铅印工和人力车夫进行罢工。毛还兼任过铅印机师和铅印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同时还在人力车夫夜校教课。与此同时，毛失去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的职位，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组织工人运动而无法把很多比他的前任更不宽容。但毛不想失去对教育的兴趣，他已在去年帮助成立了长沙自修大学（他让弟弟在这个学校学习）。1922年底他又协助兴办美国支持的群众教育运动。毛没有薪水后，他的岳母就在经济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许多工会组织在湖南开会，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被选为总干事。担任这一职务后，毛就同众人痛恨的赵督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长沙罢工浪潮之后，赵督军散布说罢工只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过激分子的滋事骚扰，扬言今后要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工人。

赵的威胁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代表发生了动摇，毛决定与督军正面交锋。在讨论人们的集会权时，毛引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条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当时毛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

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通缉令，逮捕毛。毛暗中对各个组织的接任者交代了有关工作，了结了在城里的事务后才离开长沙去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在共产党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着他过这种流浪生活，大约在同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岸青出世了。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广州参加1923年6月底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都对年初北方和中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感到沮丧。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作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依靠幼弱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需要有强大的同盟者—孙逸仙的国民党就是显而易见的同盟者。

陈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领导工农，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强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对这一主张，指出就湖南而言，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而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数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谷的是农民。如果农民能像湖南的煤矿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如果共产党能像国民党那样花大力气做农民的工作，他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马林和陈不赞同毛对农民所抱的热情，而毛可能觉得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比他的共产党同伴更深。

陈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他一直在组织党的工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工人运动和工会应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就张的修正方案进行了表决，8票赞成8票反对，陈作为主席否决了这一方案。那些反对的人现在都被邀请表明他们的立场。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即是说毛拆了张的台。实际上看起来毛只是服从委员会的一般规定。当时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处理党的事务并对党的各个下级委员会下达指示。这年下半年毛代替张成为组织部部长，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毛与张的个人斗争。不论有关毛在“三大”上投票表决的记录如何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即毛对贯彻实施他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就是“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的话。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来到上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他们当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耻地屈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要求。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是最凶恶的刽子手。”在谈到烟税问题时，毛评论说：“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毛特别把愤怒发泄到英国头上，“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

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

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整个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毛远离火热的政治生活，一定与他因未能进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魔幻般的内部领导层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有关。尽管他在31岁的时候进入了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被完全接纳，他没能使任何全国性的领袖相信农民这个因素在中国革命方程式中的意义。

毛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写过书，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在公认的领导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层，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面足以弥补上述一切缺陷的优势还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有时他在新闻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经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国文凭的归国留学生们所把持的。除了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

他从来没有在大工业城市生活或工作过，因而无法与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张国焘或刘少奇等人的经验相匹敌。例如，1925年初，当他住在湖南乡下时，在中国的城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而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到毛，因而他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所做的只是证明农民这个武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再没有比韶山更合适的地方来思考这样一种挑战。

由于退隐到韶山，毛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3月份孙逸仙的去世，孙的去世使国共合作的前景发生危险。与此同时，湖南的农民组织也受到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杀害工人的影响。

毛解释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蔡和森1从法国回国帮助毛应付这场危机，而毛的妻子则在韶山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若干年后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他说，你不能仅下到村里去就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结构和社会状况。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外国阔佬！”这一切并不使赵督军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坚持下，他最终发布了对毛的缉捕令，在10月派军队抓他，毛逃到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