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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 毛泽东对林彪之死的精妙布局（第2页）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毛主席的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1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鲁国，还是帮齐国啊？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把齐国打败了。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1个电话。

9月10日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表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到，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9月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新野还追问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把毛主席同他们的谈话内容报告了于新野。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1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月9日下午，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一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北线预谋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1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他要亲自指挥1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话5次。其中两次通话时间竟长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给黄永胜写信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问B-52的情况，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9月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1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然而毛主席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我们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就被我送下了车。

我下车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问：“哎呀！怎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