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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下 毛泽东张国焘生死攸关的较量（第2页）

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团结两大主力红军的大局出发，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张国焘所提“组织问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为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决定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可是，张国焘仍然认为“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红军总部不得不修改战略计划，制定《夏洮战役计划》，以“形成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接着，又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中共中央为正确地分析所面临的形势，于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仍然怀疑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有意扩大两军之间的矛盾。他说：“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毛泽东也插话道：“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毛泽东又说：“有人还在坚持中央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沙窝会议通过决议，重申集中主力北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的领导和两军的团结。张国焘迫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压力，勉强同意中央的北上路线。可是，会后，他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的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非但不协同作战，向右路军靠拢，反而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张国焘致电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时，他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以非常手段胁迫中央南下。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的优势，要挟中央和左右路军南下，红军已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等闲平地起波澜”，这场意外的历史事件，使彭德怀刻骨铭心，数十年后，我们从他的回忆中，尚能体察到他当时的惴惴不安的心情：

“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计……

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中央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毛泽东就南下北上之争作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首次公开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之争。决定指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向全党公布。

同时，中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陕甘支队以新的战斗姿态，踏上艰难而又光明的北上之途。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935年9月，红军历尽艰难险阻，终于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9月司令部发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

三军团北进，毛主席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有人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当晚，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等磋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当前的情况下，再去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他们来到红三军团驻地，和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贯彻中央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必须连夜转移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通知红一军在原地待命。次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叶剑英率军委纵队向俄界（甘肃省迭部县）前进，与林彪的红一军会合。同时，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南下电令是“完全不适宜的。”“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连李德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还是在沙窝会议时，王稼祥便提议开展同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此时，毛泽东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张国焘迷途知返，与中央取一致的步伐。9月12日，也就是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读到一张报纸，惊喜地发现，陕北仍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当日，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不多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务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10月中旬，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此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公开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机会主义”，吹嘘其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是“正确路线”，甚至蛊惑人心地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藩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不久，还狂妄地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跋山涉水，穿越茫茫沙漠，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张国焘自分裂活动以来，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更使张国焘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徐向前回忆说：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张国焘的细微变化，立即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注意。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惟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兼之大势所趋。第二“中央”已名实不副。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毛泽东认为，纠正张国焘错误的时机已经到来。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就张国焘的错误做了长篇讲话，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张国焘的“草地密电”，他说：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知道自己如今已成众矢之的，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固执己见是没有出路的，便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以韬光隐晦，保存自己。次年4月，张国焘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身国民党特务，走上一条肮脏而又卑劣的反共反革命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