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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骂名（第2页）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

二、听不懂官话不许考科举：雍正的“普通话”推广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一个把满语视为国语和民族标志的满族皇帝，此时却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汉语普通话的上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

雍正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谓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推普”上谕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和影响。作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帝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显然，张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雍正帝“推普”上谕的精髓，并加以发展。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其中，雍正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必须得到肯定的。

三、雍正统治寡恩刻薄清欠钱粮得罪地主与贵族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他于1722年继承皇位，到1735年去世，在位仅12年8个月，但他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担任61年皇帝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他勤于政事，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一年之中只有生日那天他才会休息。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他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理财成效、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

由于康熙在位太久，雍正即皇帝位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凭藉自身的丰富经历，雍正一登上皇位就具备了驾轻就熟，大展鸿图的能力。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他以财政经济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二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三是清理国家财政钱粮亏空，以铁的手腕把侵吞的库银收回来；四是建立“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五是开放洋禁，发展海外贸易；六是“改土归流”，进行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废除贱籍、酷刑，实行社会改革；八是创立军机处，加快改革步伐。

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因为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要增加损耗，这种附加称为“火耗”或“耗羡”。由于“火耗”无法统一确定征收额，州县地方官便通过超额征收，以补充地方政府办公经费的不足及官吏们的工资外收入。最多的州县在一两正税上附加五六钱火耗，百姓负担十分沉重。

明清时代正一品大员的年俸不过180两银子，七品知县仅仅45两。这点俸银，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尽管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污额度超过60两银子的官员一律剥皮实草，仍然遏制不住当年如潮般的贪赃枉法。

雍正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既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又改变了明代以来中国官员名义收入低，灰色收入高的不正常状态，保证了朝廷廉政建设的有效推行。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勇于改革，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了卓著成效，但由于他统治严酷，刻薄寡恩，清欠钱粮，地丁合一等经济政策又得罪了贵族和地主，也难免带来了历史上的一些争议。

四、揭秘历史上唯一一本皇帝编撰的大爆“家丑”的书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

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

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等。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大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

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