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责龚鼎孳曾降李自成,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城破之时与顾横波双双投井以殉,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过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真心话,并非自我开拓。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降于李自成时也为北城御史,看来连大顺政权也颇知他的志向。他的才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并列,然而仕途却不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原因却往往是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不能分开。
读《清史稿》,龚鼎孳在顺治初为左都御史时究劾颇多,显然没少得罪人,与多尔衮冯铨结怨就不用说了。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京中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福临深恶多尔衮而敬爱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于是龚鼎孳在这次召还后,连连拨擢,青云直上,很快升为一品大员。顾横波也就此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
然而宦海无常,何况是在皇帝与太后及满族权臣政见不合,暗里相争的情况下。
顺治十二年,龚鼎孳的上疏再次牵涉到冯铨(此人之无耻一如既往,比如有一次皇帝问他,翰林官贤否,他明知道汉族官吏的才学远胜于满人,却回说什么“南人优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列其多项罪过,结果遭到严旨申斥,“胀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被骤降十一级,贬为散职,补上林苑善育署署远,就是在上林苑看守蔬菜的小官。
虽然是以上谕形式加以贬斥,但这似乎并非顺治本意。试问,既然“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都发觉不妥,为何过去不假申斥,反而一再擢拔重用?而且,当龚鼎孳最初究劾冯铨时,皇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命指实”,还让龚鼎孳密奏。如果皇帝有意维护冯铨,何不立刻驳回,必令“指实”?等罪状摆出来再说没罪,那不是欲盖弥彰吗?使用“密奏”,又显然是有所考虑。由此看来,维护冯铨,重斥龚鼎孳恐怕并非皇帝本意,而是迫于满族权贵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冯铨纵有诸多不是,却是以汉臣拜倒满族脚下的典范,如果冯铨失势,就会长汉人志气,灭满人威风。
然而从这段上谕中,却不难看出龚鼎孳常在职权范围内维护汉人的利益,反对民族压迫——一个明朝的降臣,有多大胆子,敢有意偏坦汉人,苛待满人?只因法有不公,他才校枉过正,尽其所能为同胞争一个公平罢了。而这次贬黜,虽因冯铨一事而起,实可视为朝中权贵对龚鼎孳之不满甚至猜疑的一次爆发。
有许多人,在官职卑微的时候,是很豁得出去的,一但平步青云,便贪恋起权势,变得谨言慎行,唯恐有失,而不惜自昧良心了。龚鼎孳却不是。以他的才华,若肯学冯铨,甚或钱谦益,何愁不得仕途平稳?然而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抱定“做魏征”的志向,无论身为六品小官还是一品大员,无论汉族文人对他如何讥讽谩骂,满族权贵对他如何看不顺眼,他都不泯初衷,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这一点,是可敬的。就凭这一条,我也不能同意把他说成贪生怕死,势利富贵的无耻之徒。只可惜无论崇祯,李自成,多尔衮,顺治,都不堪与李世民比肩,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胸襟眼界更加不能和泱泱大唐的开放兼容自信进取相比,就算真有初唐名臣相佐,也不可能再造一个开元盛世和一个世界强国。
龚鼎孳很快又受命往广东,而后再次赋闲,直到康熙元年始复职还京。从崇祯末算起,这已经是他仕途三起三落后的第四次复起了。这一次,他历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累充会试正考官。由于他向以轻才好士,擢拔后进闻名,清初名流受过他提拔恩惠或出自他门下者不计其数,因而这一次起复后的仕途总算比较平稳,至康熙十二年死于任上。其中,康熙五年曾请假南归,却是为将顾横波的棺柩归葬。
五
龚氏夫妇虽然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但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如果说柳如是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是冒着巨大风险,那么龚鼎孳为官时每公然为汉人争权益,一再触怒满族权贵,同样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胆识。
们也保护和帮助过许多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甚至为此奔走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名着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傅掌雷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甚至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说到“礼贤爱士”,龚顾更是并有盛名。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遇到慕名来求书画者,常由顾眉代笔,“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这也就是“横波”之号得以盛传的原因。清初词坛上的风云人物陈维崧、朱彝尊等都得到过龚鼎孳的揄扬和“分俸资助”,“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而龚鼎孳也总是“倾囊?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此处的“倾囊相助”并非泛泛之谈,龚鼎孳为官清廉,虽其诗画价值颇高,但也不算豪富,据时人宋元鼎说,遇到别人急需帮助而自己又囊中羞涩时,龚鼎孳不惜借债相助,以至死后债主找上门,惟“叹公清介”。正因如此,龚鼎孳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南江北许多才士失声痛哭,吴绮在挽诗中说,“当年遇主偏辞宠,此世何人更爱才”,朱彝尊在长篇挽诗中说”寄身逢掖贱,休作帝京游“,都哀叹当世再也见不到像那样的轻财好士之人了。而龚鼎孳乐于助人的慷慨高义,得顾眉支持甚多,这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的,故《秋灯丛话》记“国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即举顾眉为例。顾眉死后,每当龚鼎孳资助他人时总是想起顾眉,作诗云“伤心青眼綦巾者,不见吾曹击筑歌”,自注云:“追忆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难,今不可复见矣。”(顾眉嫁龚鼎孳后更名“徐善持”,故又称“善持君”“徐夫人”)
为民请命,是龚鼎孳为官的另一个身体力行的宗旨,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据记载,“龚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硫每奏时政得失。殆决狱,日必平反数十事。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致辕匕箸,展转含毫,获有生机而后已”,阎尔海因此慨叹“海内感平反,多少再生魂。”在任左都御史期间,龚鼎孳奏疏宽民力,裕赋税,招纳流民,毋令失所,因龚鼎孳之请使清廷免江南拖欠积赋三百余万。即使被连贬十一级降至上林苑任散职,他也仍然不忘为民请命,曾上疏要求朝廷退出屯庄二十二处,仍归民间业主。顺治十八年,清廷以清查逃赋为名打击江南士子,以弹压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江南士子遭革职者达数万之多,被迫害下狱者亦不少。其时龚鼎孳已赋闲四五载,仍自问责无旁贷,上疏当政,请宽奏销案,以是复职者不下千余人。不仅如此,龚鼎孳也常在替为官的朋友饯行时叮嘱他们体恤民艰。
顺治十四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而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夭折,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顾眉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二年后,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顾眉去世后,在京文人学士纷纷前往凭吊,丧礼备极哀荣,送殡的车辆多达数百乘。与此同时,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亦于安徽庐州开堂设祭,江南一带前往凭祭者络绎不绝。
龚鼎孳尝于北京长椿寺为顾眉起“妙光阁”,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阁下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
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
李香君——乱世名姬、羞杀须眉汉子
李香君:又名李香,为秣陵教坊名妓。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于1699年问世后,李香君遂闻名于世。李香君与复社领袖侯方域交往,嫁与侯作妾。侯曾应允为被复社名士揭露和攻击而窘困的阉党阮大铖排解,香君严辞让侯公子拒绝。阮又强逼香君嫁给漕抚田仰作妾,香君以死抗争,此时正值马、阮大捕东林党人,侯等被捕入狱,香君也被阮选送入宫。清军南下之后,侯方域降顺了清朝,香君之下落,众说纷纭。
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合称明复社四公子,又与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文章三大家,确实才华横溢。他原本是明天启户部尚书侯恂之子,十五岁即应童子试中第一名。不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几位公子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颠痴狂笑。侯方域与李香君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的青楼玉女,两情相悦,正是狂蜂爱上香花。
像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可惜侯方域没有银子,无能为力。友人杨龙友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但是,那笔钱并不是杨龙友的,而是阮大铖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想拉拢侯方域入僚。阮大铖本是明末了不起的戏曲家和文学家,但是却为魏忠贤服务,后又追随伪明政权,不是什么好东西。侯方域尚自犹豫,但是李香君发飙了,劈手就把头上的发簪脱下来了,骂醒了侯方域。变卖了首饰,四下借钱,总算凑够了数,把钱扔还给了阮大铖。
阮胡子给气死了,侯方域只好逃亡。其实,很多时候,像阮大铖这些机会主义者也不过是文妓,人尽可妻。妓女无情是职业要求,而“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指望书生是不成的。侯方域不成,阮大铖也不行。自侯郎去后,李香君结束了自己革命性的职业生涯。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一心等候公子归来。在阮大铖的怂恿之下,弘光皇朝的大红人田仰吹吹打打地来迎接李香君做妾了。李香君一口拒绝了,田仰还要坚持,她干脆一头撞在栏杆上,血溅桃花扇。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只好灰溜溜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
阮大铖也算是文坛上响当当的腕儿了,他并不想就此放过李香君,而是为伪明皇朝弘光皇帝亲自执笔撰写歌词剧本,等李香君伤愈后,阮大铖立即打着圣谕的幌子,将她征入宫中充当歌姬。不久后,清兵攻下扬州,直逼南京,弘光帝闻风而逃,最终被部将劫持献给了清军,随后南京城不攻自破。李香君随着一些宫人趁夜色逃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