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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施耐庵（第2页）

不久，武松为知县押运财物去了东京。武松走后，潘金莲同开生药铺的本地一霸西门庆勾搭成奸，用药毒死了武大郎。武松回县得知此事，向知县告状不准，盛怒之下，去酒楼杀了西门庆，又杀了潘金莲，被判罪发配孟州。孟州小管营施恩厚待武松，求武松帮助夺回被蒋门神抢占去的快活林的店铺。武松酒醉后痛打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这蒋门神通过张团练买通张都临，诬陷武松偷盗宝物，判武松充军。武松被押上路，在飞云浦折断枷锁，杀死了想害他的4个公人，折回孟州城，杀死了正在设宴庆贺除掉武松的蒋门神、张团练和张都监，逃出孟州。在十字坡孙二娘将他扮为行者，让他去二龙山投奔鲁智深。

武松又在白虎山孙家庄遇见了宋江，宋江是去投奔花荣的，二人结伴而行，在瑞龙镇分手，宋江去往清风寨。清风寨有两个知寨，正知寨刘高是个文官，他嫉恨副知寨花荣。宋江一到就被刘高捉住，说宋江私通清风山草寇，花荣也因此受牵连。清风山头领燕顺、王英等人闻讯后下山救了宋江、花荣，大家决定去投奔晁盖。快到梁山泊，石勇捎来宋江父亲假托病故要他回家的家书，宋江赶回，被官府捉住，刺配江州。在江州，宋江得到戴宗和李逵的照顾。但因酒醉在浔阳楼墙壁上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蔡京的儿子蔡九判处死刑。正准备行刑时，梁山泊英雄前来劫走了宋江。事后，29位英雄在江州白龙庙聚会，浩浩****返回梁山泊，宋江在山寨中坐了第二把交椅。

上山不久，宋江接来老父，李逵也回家接母亲上山，行至途中，遇一李逵打劫，捉住之后，才知此人名叫李鬼，说他有90岁老母无人奉养，李逵送他10两银子，劝他改恶从善。后来李逵发觉上当，杀了李鬼，而李鬼的妻子却溜掉了。回到家中，母亲已双目失明，李逵哄母亲说：我做了官，接娘去享福。背着母亲上了路。一日，行至沂岭，李逵为母取水，回来后发现母亲被虎吃掉。李逵大怒，连杀了4只老虎，被猎户迎进曹太公庄上。这时，逃来此处的李鬼妻子认出了李逵，曹太公等人正准备暗算李逵，幸亏梁山泊派来朱贵等人帮助，李逵才脱险回了山寨。

前来投梁山泊的杨雄、石秀、时迁被祝家庄酒店欺侮，双方打了起来，时迁被捉。为救时迁，宋江发兵3次攻打祝家庄，**平了祝家庄，附近与祝家庄结盟的扈家庄投降了梁山泊。梁山泊威名远扬，四处好汉纷纷投奔。

不久，李逵下山来到柴进庄上，正遇上柴进收到叔父寄来的信，说高俅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殷天锡要夺占柴家的花园。于是柴进同李逵火速赶往高唐州，见花园已被夺去，李逵大闹高唐州，打死殷天锡。知府高廉点兵捉拿，柴进被擒，柴进叔父被抄家。李逵逃回山寨报信，晁盖令宋江率领22名头领攻打高唐州，杀了高廉，救了柴进。

朝廷派太尉高俅前往剿捕，高俅令呼延灼攻打梁山泊。呼延灼被宋江军队打得大败，逃往青州，又去为慕容知府攻打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的起义军效力。鲁智深聚合三山人马，往梁山泊求援。宋江率军与三山义军共同攻打青州，呼延灼投降，慕容知府被杀，三山头领一起投奔了梁山泊。

此后，少华山史进被官府捉住，宋江又带兵大闹华山，杀了太守。没过几天，凌州曾头市普家五虎拦截投奔梁山泊的好汉，并恶言中伤梁山泊。晁盖大怒，亲点5000人马攻打曾头市。在战斗中，晁盖被毒箭射中，回山寨身亡。宋江被推为山寨之主，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为报晁盖遇难之仇，宋江记起了北京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知他武艺超群，棍棒天下无双，想请他上山入伙，共报大仇。于是宋江派军师吴用去京都，扮作算命先生给卢俊义算命，说卢俊义百日之内必有身首异处之灾，将户俊义骗至梁山泊，被张顺擒拿上山。宋江劝卢俊义入伙，卢俊义不肯，两个月后，宋江送卢俊义下了山。

卢俊义离家后，管家李固与卢妻勾搭成奸，当卢俊义回到家时，他们竟设下埋伏，将卢俊义捆送到梁中书处，梁中书判了卢俊义死刑。在行刑那天，梁山泊好汉石秀劫法场，救出卢俊义，但因单枪匹马，寡不敌众，二人被擒。为救卢俊义和石秀，宋江发兵攻打北京。梁中书向太师蔡京告急，蔡京采纳了关胜所献围魏救赵之坟，率领1500人马直攻梁山泊。宋江闻讯，退后回山，以计俘获关胜，击溃了官军。随即宋江任命关胜为先锋再次攻打北京城，战斗相持数月，直到次年元宵方攻破北京。梁中书从南门夺路而逃，卢俊义、石秀被救出。

不久，蔡京又派单廷珪、魏定国攻打梁山泊，皆被击溃。宋江与卢俊义一道领兵攻打曾头市，杀了曾家五虎，回山祭奠晁盖之灵。接着又乘胜攻破了东平、东昌二府，大军凯旋而归。此时，梁山泊大小头领正好108位，合了当年洪太尉所放走的魔王之数。众人会聚忠义堂，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山寨兴旺之后，宋江有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打算，武松、李逵、鲁智深都坚决反对。到了年底，宋江要往东京去观赏明年元宵的灯火，柴进、李逵陪宋江到了东京。很偶然宋江进了李师师的府邸，徽宗皇帝也在场，正当宋江要向徽宗讨招安诏书的时候，李逵在外边打人放火，城内顿时大乱。宋江三人逃出，李逵单独行至荆门镇投宿时，听庄主刘太公说宋江抢了她女儿上山，李逵万分愤怒，跑回梁山泊，砍倒了杏黄旗，要拿宋江问罪。后来经过对证，乃是牛头山贼人冒名干的坏事。李逵负刑请罪，去牛头山杀了贼人，救回了刘太公的女儿。

梁山泊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徽宗派殿前太尉陈善保前往招安，李逵接过招安诏书，一把撕得粉碎。朝廷又派童贯攻打梁山泊。山寨十面埋伏，挫败了童贯的两次进攻。童贯逃回东京，高俅又调遣十节度兵力来攻梁山泊。宋江三败高俅，并将他活捉上山，以礼相待，要高俅转达渴望朝廷招安之意。高俅去后，宋江又派燕青去东京，燕青通过李师师求得徽宗下诏，没过几天，殿前太尉宿元景上山来宣读诏书，宋江领着众山好汉接受了招安，打着“顺天”“护国”旗帜，到东京接受徽宗检阅。

梁山泊义军接受招安后，正遇辽兵侵犯，宋江受诏破辽。于是大军北进，攻下檀州，夺回蓟州，智取霸州，占领幽州，兵围燕京，辽主请罪投降。宋江班师回国，遵照徽宗旨意，将所夺州县仍退还给了辽邦。

回到京师，徽宗下诏，令宋江去平定淮西王庆，随后又调去平定河北田虎和江南方腊。在平定方腊军的过程中，义军损失惨重，虽然最后擒获了方腊，大功告成，但却阵亡72条好汉。回军途中，鲁智深在杭州六和寺坐化（和尚盘膝打坐安然而死），残废的武松不愿回京，就在这里出了家。离开杭州后，林冲瘫痪，杨雄、时迁、杨志病死，燕青又悄然离去。到了苏州，李俊、童威、童猛又离去。等到大军回京驻扎陈桥驿时，只剩下20余名头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4大奸臣待宋江等封官之后，他们设计用水银害了卢俊义，用毒药掺入御酒药死了宋江和李逵。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在悲剧中结束了。

施耐庵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头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前唐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逼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止），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面所说的语言和结构的长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