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第一章3（第2页）

神经学家潘克谢普认为，音乐直接接入内在的快乐系统。他说：“音乐让小鸟应声附和，让母牛产奶更多。”老鼠、鸡也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刺激。音乐肯定是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影响我们的情绪。

他认为，音乐触发原本使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对其子女的啼哭作出反应的大脑机制。“分离”状态下的呼喊可以导致母亲的体温略有下降，或许这就是原始的音乐刺激。而当母子重新团圆时，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发生变化，非常像其他的快乐反应，也就是释放阿片样肽和其他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

为什么我们在经历某些紧张的事情之后会感觉兴奋

为什么人们要蹦极、站在滑雪板上从悬崖上跳下来或是跳出飞机?一些危险或紧张的事是如何在事后带来快感的?

我们的快乐系统奖赏我们，指导我们的行为，证实我们所做的事有助于我们的生存。但是，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研究所的神经学家乔治·科布说，某些有益的行为当然也包含冒险的成分。觅食、打猎、争夺配偶——这些行为有时非常危险。如果说快乐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么冒险有时也应有快感。

但是快乐不应持续时间过长。一个动物过于沉迷于吃，很可能自己要被吃掉。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你吃得太多，美味佳肴就开始变得不再美味甚至可能令你作呕的原因。科布认为，令我们在快感之后情绪低落的逆向反应也是由紧张来调节的。紧张启动大脑的某个系统以及某个激素释放系统，导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以及神经肽Y的消耗，这些物质都可以帮助控制我们快乐的情绪。

实际上，紧张和快乐是两个对抗的系统，它们使我们的情绪像钟摆那样左右摇摆。这意味着每一次情绪兴奋之后就会走向低落，而每一次情绪低落之后又会回到兴奋。

悔恨的力量

自打有了良知，人类便有了悔恨，一直以来它都是圣经故事和酒吧间忏悔的主要素材。然而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明白它对情绪的影响，并了解到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和行为的。

心理学家威廉·卡拉汉说：“尤其过了中年之后，悔恨可能成为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总是听到人们说：‘我和孩子们从来没有亲近过。’或者‘我曾发誓永远不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但我还是步了他的后尘。’”

医学专家们说，这些话属于一种悔恨，会让人们在余生中不断地谴责自己。然而，心理研究人员指出，通常的反应——逃避或者继续悔恨下去——既不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也是不现实的。悔恨可以作为情绪的公告牌，表明我们是哪种人，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改变对待悔恨的态度，我们甚至可以改变它对情绪的影响。这种发展中的观点部分源于研究，部分源于精神病专家处理中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经验之谈。在他们看来，患者（尤其是中老年患者）的悔恨之情不一定是痛苦的深渊，而是个人历史的储藏库，可以用来缓解抑郁和焦虑。

洛杉矶的老年心理学家丹尼尔·普洛特金认为，悔恨“是拥有完整和丰富人生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它常常折射出一个带有很多两难和复杂选择的人生历程。

心理学研究人员认为，后悔是一种没有尽头的“本来可以怎样怎样”的怪圈，纠结在我们对往事的追忆当中。有些悔恨是良性的，可以令人直接受益：例如，研究显示，“我本该更认真地准备上次考试”的想法可以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学习，提高下次考试的成绩。

但是更严重的自责会对这种往事追忆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一段婚姻结束得太早或太晚；一个学位没有读完；拜别高堂远赴他乡等等。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尼尔·勒泽的研究课题是悔恨等情绪对行为的影响，他说：“对本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设想通常是健康的，这是一种从往事吸取教训的方法。但如果情况很糟糕而且无法弥补时就大不相同了，这时我们会陷入追悔莫及的负面情绪中。”

在2003年6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蒙特利尔的康科迪亚大学研究人员卡斯滕·弗罗施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尤塔·黑克豪森认为，我们对待悔恨情绪的方式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他们对年龄在20到87岁之间的122名成年人进行了关于悔恨和精神健康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年轻人中精神健康得分较高者倾向于把引起悔恨的责任归咎于自己，认为自己能完全控制局面。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年龄较大的成年人中，精神健康得分较高者倾向于对自己不那么苛求。他们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采取行动挽回错误，因为通过改变对悔恨的看法而适应了这种情况，他们不再背负所有责任。

勒泽指出，对记忆的研究发现，在回忆某一事件时考虑多种情况和解释的人能够更精当地重新设想已经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悔恨中你只会设想你的生活本来可以变得更好。其实你也一样可以设想你的生活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例如，当时你没有写小说，而是决定多抽出一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如果你当时忽略了家庭又会怎样?你会有什么感觉?”

由于悔恨如此强烈地反映了我们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因此它也可以促使人们作出永远都不会考虑的改变。

信任：天性使然

有句意大利谚语说：信任别人当然好，但不这么做最好。一号参与者或许并不知道这句格言；但是，在决定是否从10美元赌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参与者的时候，她多半会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她从10美元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这部分钱就会增加三倍；而她匿名的伙伴有三种选择：分文不还，还一部分，全部归还。但是，二号为什么要把钱还回来呢?而一号起初为什么又要给别人钱呢?尽管这套论调理由充足，一号还是输入指令，给二号一部分钱。过了一会儿，她笑了，因为她从屏幕上看到，二号还回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使双方同时牟利。

这种结果不仅嘲笑了众所周知的行为智慧，而且对经济学理论“做了鬼脸”。经济学里所说的“纳什平衡”就基于被一号参与者摒弃的冷静推理。这种理论预言，在陌生者之间进行的经济交易中，当一方要根据另一方的反应作决定时，最适当的信任水平为零。尽管这是正统的经济理论，一号参与者和二号参与者的行为却并不罕见。其实，在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试验中，大约有一半的一号参与者会送出一部分钱；在收到钱的二号参与者中，四分之三会归还一部分钱。

这些实验的带头人、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的保罗·扎克说：“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解释实验室中出现的这种高信任率，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信任的神经学因素。”扎克指出，进化已经使我们的大脑适应群体生活。因此，在所谓的“马基雅弗利”智力（即为赢得配偶、食物和地位而不择手段）之外，我们的社会性大脑也适于合作。个体可以通过合作获益。但是，这需要信任。扎克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彼此信任的本能需要。

扎克等人进行的实验证实了生活教给我们的东西：在经济交易中，人们常常选择合作、信任和慷慨。现在，这类研究要进一步发掘这种行为的生物机制。比如，扎克最近开展的研究试图把基于信任的各种行为与八种激素的水平变化联系起来。结果发现，催产素是人类“信任化学物质”最有力的“候选者”。催产素是一种生殖激素，主要作用是促进雌性哺乳动物的宫缩和乳汁分泌。对动物开展的研究也表明，催产素与某些社会行为有关，比如对后代的亲情和某些哺乳动物的“一夫一妻”式生活。

扎克进行的实验中，有两个结果非常重要。当二号参与者从一号参与者那里获得较大数量的钱款时，他返回的钱款也会增加。此外，二号参与者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也明显增加，而一号参与者的催产素水平却没有变化。扎克指出，一号参与者送出的钱数是信任的量度，而二号参与者返还的钱数则是“是否值得信任”的量度。扎克说：“这项实验表明，催产素与值得信任的程度密切相关。”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别人向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想要回报对方的愿望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扎克说：“根据基本的神经系统解剖学，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催产素对人类信任的影响方式基本上不在意识感知的范围以内，因为刺激催产素活动的结构不在额皮层。因此，人类的信任似乎是由‘感觉’而非意志支配。”显示文明的信任却出自大脑中相对原始的区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扎克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解释对像“纳什平衡”一类的经济学信条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我们总是有意识、有理智地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经济学模式认为，人类的动机是“明确无误的贪婪”，我们自己和他人都可以通过自省认识到这一点。根据这种理论，合作只是社会和教化的特质，是在人类天生的自私动机之外强加的东西。但是，扎克的研究认为，社会合作也许是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产生的原始冲动：这种冲动能够战胜更新进化的大脑区域产生的贪婪。

神经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在信任别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选择信任，因为信任只有能给个体生存和繁殖优势时，才可能作为适应群体生活的特质得到发展进化。信任显然是适应社会生活的特质。扎克说：“在我们的实验中，那些选择信任的人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局。”

适用于个体的规律也适用于国家。正如扎克的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的史蒂夫·奈克指出的：“信任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信任程度较低的时候，个人和组织在参与经济交易时就会更警惕，这可能抑制国家经济。”

各国之间的信任水平也大不相同。设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考察》对世界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一般来说陌生人都可以信任吗?”肯定回答的比率相差甚远，从挪威的约65％直到巴西的5％左右。那些信任率低于30％的国家（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一范围）可能落人因为怀疑而导致的永久贫困。奈克说：“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或许会对那些能使国民信任率提高的机制产生急切的兴趣。”

根据扎克的研究，能提高国民彼此之间信任的因素包括：独立的媒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提供大学教育、保护环境、加强公共卫生措施、消除贫困和提高电话覆盖率等也是增加国民信任程度的有力措施。

领袖塑造之谜

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冠军和首领，任何人都在内心深处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然而，只有少数人能够到达成功的顶点，走上领导人的岗位。我们明明知道山顶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仍试图竞争，这难道不是在可悲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并不是这样认为。人类是高级灵长目动物，需要群居，需要准确地知道自己在群体等级中的位置以便参与和生存下来。没有领袖的领导，社会就会消亡；没有权力之争，群体就不会发展。

这似乎是在为竞争和个人主义唱赞歌。但是，最近心理学家却向我们提出了相反的理论：一个好的领袖可以激发和鼓动起社会团体的情绪，带领大家取得成功。

至少，这是提出情商理论的著名传播学者丹尼尔·戈尔曼正在研究的一种革命性思想。目前他正致力于把对大脑的认识应用到研究企业、各大机构和民众团体的领导人中去。

戈尔曼与他的同事们发现，情商理论可以解释杰出领袖人物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的85％—90％的差别。戈尔曼说：“成为一名领袖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与智力、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关，但是要说能否当领袖取决于纯粹的情绪因素，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