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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所有电脑生来都是平等的（第1页）

第二章　所有电脑生来都是平等的

“人文电脑”

近、现代西方的人文思想大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之上：“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因为有的时候技术需要会和人文理想保持某种神秘的一致性。从最初的ARPA到今天的互联网，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同样的命题：“所有电脑生来都是平等的”。

这一“平等思想”不仅和古希腊的精英政治理论大相径庭，甚至也和最初的电脑网络原理相去甚远。

“智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过一本《理想国》。在他看来，人是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的。因此，平等和民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一个国家，应该由社会中最优秀的精英来统治；而“理想”国家的权杖，更应该交给最有智慧的“哲学王”。

就象草原上的羊群，要有带头羊；就象战场上的军队，要有指挥将领。如果从使用者的角度，我们也很容易把所有网络都看成是由中央控制，然后发散到四方的系统。这样的网络安全可靠，容易管理，并且“令行禁止”。最初的电脑网络也确实是按照这种原理设计的。

如果我们追溯今天复杂的网络系统的原理，甚至可以把目光投到1940年的9月10日13日。那是一次在达特茅茨学院召开的美国数学协会的会议。贝尔实验室的GeeStibitz打算在这里演示他们的“复杂计算机”（plexCalculator）。

然而，这台后来被称为“贝尔实验室模型1号”（BellLabsMODEL1）的机器，离会场实在太远了。要想从纽约用卡车把这个庞然大物运过来，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最后想出来的“权益之计”就是在会场外的过道里安放一个电传（Teletype）终端，让与会者通过这台电传机来转达自己的指令。就这样，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可以使用远在370公里以外的计算机（还不是电脑）。

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这远远不能算是电脑网络。而且，这次实验甚至比1946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诞生第一台电子管电脑还早了6年。但是，不少探讨电脑网络历史的书仍然要首先提到这台“模型1号”，因为这次实验向人们提示了远距离控制计算机的可能性。

10年以后，东西方正在酝酿一场冷战。美国军队开始担心俄国熊的飞机绕道北极前来空袭。为此，1951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著名的林肯实验室，专门研究防范苏联轰炸的措施。而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远距离预警”（DEW:DistantEarlyWarning）。

历史的巧合有时候的确让人忍俊不禁。这个最初的“远距离预警”系统，正是那种由中央控制的网络结构，而且它的名字也叫“智者”（SAGE）。当然，这个“智者”还远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半自动基础环境”（SemiAutomatidE）。

按照专家们的设计，这个“智者”必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采集从各个雷达站搜集来的信号；第二，通过计算判断出是否有敌机来犯；第三，将防御武器对准来犯的敌机。

毫无疑问，“智者”是第一个真正实时的人机交互作用的电脑网络系统，它能接收网络上各个节点传送过来的数据，能够按照键入的指令来处理这些数据。

由于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人的干预，所以被称作是“半自动”的系统。1952年，“智者”系统投入使用，成为当时远距离访问的电脑网络的一个典型。

从此，“智者”一类的网络就不断涌现。到了60年代，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军队、机场和银行等系统中。这类网络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中心有一台大型电脑，用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其它电脑作为终端通过一定的方式（比如，电缆或者电话线）连通这个数据中心。每个网络都是为某种特殊用途专门设计的，并且只允许系统授权的用户进行访问。

银行系统就是这样，每一个银行的分行都有一台电脑和中心银行相连，在中心银行则有一台大型的电脑在那里存储和整理数据，并且不断对各个分行提供信息和发出指令。如果不是银行系统授权的人，就不可能使用银行的电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在机场、银行和商场等地到处看到这种类型的电脑网络为我们服务。

在电脑网络理论中，通常把这种将数据从线路的一端直接传送到另一端的方式称为“线路交换”（CircuitSwitg）。而这种由强大的网络服务器管理的网络则通常被称为中央控制式网络（tralizedworks）。

我们平常理解的电子通信也都是这样：在一个中央控制的系统之中，信号从出发点直接到达目的地。比如打电话，拨通了电话之后，信号从打电话的人那里直接传给接电话的人，并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环节来接收和转换这些信号，通话期间，整条线路也要被独占（线路交换）。发电报和传真也同样是这个道理。这种通信方式当然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管理的──只要在中央一级进行监控就行。

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如果切断了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中的任何一处，都会使通信中断。

本世纪60年代，当世界上已经有若干国家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美国的中央控制式网络已经达到相对发达的程度，美国军队的联系也开始依赖于电子通信。那些极为注重高新技术开发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官员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的核战争会给美国、尤其是给美国军队的通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他们当时考虑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如何在受到核战争袭击之后，保持军队中各个网络之间的联系。”

时势造英雄。为了解决这个对美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期待着具有洞见的网络专家和崭新的网络理论。

保罗·巴伦

保罗·巴伦（PaulBaran）1926年生于波兰，两岁的时候，全家移居到了美国的波士顿。父亲到一家鞋厂做工。不久，他们又举家迁往费城，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维持生计。

一次，小巴伦问母亲，家里算不算是有钱人。母亲微笑着回答说：“我们是穷人。”后来，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父亲，而父亲却说：“我们是有钱人。”这一回答是巴伦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难解之谜，同时也使他幼小的心灵开始懂得，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也许，巴伦遇到第二个较大的难题是在Drexel技术学院。学校对计算的要求极为严格，不管你是否已经真正理解题意，只要在一次考试中出现两次计算错误，就算不及格。许多很优秀的人在这个政策上栽了跟斗。然而学校却坚持认为，准确而快速的计算是成为科学家的前提。幸好，巴伦靠他的实力过了关，于1949年获得了这里的电器工程学士学位。

当时的工作不那么容易找。经过几次波折，他后来结了婚，和妻子一起搬到了洛山矶。

在那里，他为一家飞机公司工作，同时参加了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夜校。1959年，巴伦获得了该校的工程硕士学位。

随后，巴伦参加了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同时继续在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也极力鼓励他。可是仁慈的“上帝”却对此有不同的安排。

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本来就是一个苦差事。而有的时候事情会比读书本身更糟。

一次，巴伦照例开车赶到洛山矶分校上课，居然转遍了所有地方还是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方。

“正是在那次偶然的事件，使我得出结论：一定是上帝的意愿，不让我继续读学位了。

要不然，他怎么会让所有停车位都占满了车？”

这样，巴伦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兰德公司的研究项目上去。

对于巴伦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对“指令”与“控制”理论的研究了。因为，这是军队指挥系统的生命线。用巴伦的定义，“指令”就是“让他们按你的意愿做某件事”；而“控制”则正相反，是“让他们按你的意愿不做某件事”。

但是，如果敌人的一颗原子弹把“指令与控制系统”的中心破坏了，全国的军队就会立即瘫痪。

早在60年代初，美国空军就与军方的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签有协议，研究如何在战争中保护他们的通信系统。巴伦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