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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经（第7页）

太平天国期间，清延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则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曾国藩作为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自然是洞若观火。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要使国富民强，百姓知礼节晓荣辱，应该廪实为要，勤俭为本，商贸为道。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曾国藩认为开放通商口岸，可以互通有无，这于中国也有益处。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但是当时形势如此，曾国藩只好提倡对外处处谦让，以和为贵，借用道家中以柔克刚的法子，以勾践自辱其身而让吴王骄傲的法子来对付外洋。对内，自己军队修明法度，严整规矩，善于自治，外洋自然不敢轻易触犯。内修外柔，这样就杜绝了受辱的后患。

忠疑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隗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如果他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时，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他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时，就会心胸广阔，无所畏惧，更不会感到羞惭。所以，公冶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东汉范滂也没有辱没母亲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的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内心充满了悔恨和不满。这种时预正应该加深功力，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滋生疑虑，哪怕是稍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我恶劣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的形势，而我修行弛缓，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只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能够不太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我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栖椿，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说法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作用它的枝条编结成的杯盘一样。不知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会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而不顺畅。只是高谈玄虚空论，自己却没有见识和主意的人，就好像浮萍漂泊在江河湖海中。只是浮泛地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内在的神色，这种学问实际上是模糊不清、不够通顺的。只有体察精细微妙，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都行事顺利。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要忠贞不贰，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地做事情，惟恐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去做，终生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也是圣贤之人用以发挥本性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我阅读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要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改变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这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劳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无论怎么勤劳，庄稼终归是焦枯绝收，这就是命。喜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喜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报答，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范围，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恪守独立正直的原则，积极进取而又顺守天命，在心底常存一份清醒与机智，这是一个人成功的秘诀。

曾国藩攻克太平天国以后，由于“功高震主”，清政府的矛盾中心就从太平军转移到湘军头上，消灭了太平军，湘军就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在曾国藩的坚实后盾——湘军被裁，个人势力大为削弱，对清廷的威胁不足以使皇室害怕。所以曾国藩又重新受到朝廷信赖，得以延续他晚年的安定生活。曾国藩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危险到来之前，采取主动的做法，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从而消释清廷对他的怀疑。遵循古圣先贤的教导，尽性知命，尽自己的可能表明忠心，不过分妄求，时时谨慎，步步小心。正是凭着这样的做法，曾国藩才将可能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让自己在仕途这条险路上平安无险。

峻法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当世风气渐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日里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稍对待他们宽容仁慈一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抢掠财物，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那些宵小鼠辈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我才注重采用残酷的手段，希望起到些微小的作用，以挽救颓废败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实在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如果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民众。放牧马群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的人，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病人身上的痈疮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要剜除他身上的腐肉，以便长出新肉。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孱弱的士兵，也应该被淘汰精简掉，就好比剜去病人身上腐烂的肌肉一样。然后再对兵士严加训练，以便生成新的、更有战斗力的队伍。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那么军队武力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用谨严精微的态度，去做树立威严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被处死的人没有怨恨，活着的人也知道警戒自己，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对待属下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两个方面应该严。应该宽的：一是使用银钱之事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要挥金如土，一掷数十百万；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分利于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到有保举的事情，就通过保举优奖笼络亲近他人。应该严的：一是礼节文书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明了，话不要太多，感情不要过于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宦百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苦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益和名声，应严格的是礼法和义气。如果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点评】

晚清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曾国藩认为，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义，注重法制，要以峻法治理天下。法，律也，范也，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峻法，即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做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做为“不易之典”。

他还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