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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第1页）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卷一几页历史

一有始

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最特别而且也最令人震惊的时期。这两年就像是两个大山，矗立在前后那几年之间，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伟大，危崖陡壁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制度、狂热的信仰还有理论的变幻莫测，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种种因上下关联和互相依附的坚强的群体，法兰西古旧社会衰老的面目，在这一时候若隐若现。这样的显形和隐形，曾被称作抵抗和运动。人们可以看见真理放射出光芒，看见人类灵魂的光芒。

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特别短暂，已经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如今现在我们再回想一下，还可以抓住它的重要线索。

我们来试一下。

王朝复辟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十分难得出结论，当中有疲乏、愤恨、窃议、熟睡、喧闹，这只可以说明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走完了一段路。这个阶段十分奇特，往往蒙蔽那些希望从中谋利的政客。最开始的时候，全民族唯有一个要求：休息，人们唯有一个希望：和平，人们唯有一个雄心：蜷缩起来，也能够说，过安静的生活。大事、大机会、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所有的都看够了，早已接受不了了。人们宁愿放弃凯撒，而要普吕西亚斯[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宁愿放弃拿破仑，而要伊弗它[伊弗它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国王。“那个小国王真是好！”从天亮就准备赶路，辛苦地走了整整一天，一直到暮色降临。第一段路跟着米拉波，第二段路跟随着罗伯斯庇尔，第三段路跟随着波拿巴，大家全部都困顿不堪，都希望获得一张床。

忠诚早已疲惫，英雄主义早已衰退，野心早已得到满足，利益早已到手，那么还寻觅、探索、请求、央求什么呢？是一个安乐窝。这一个东西到手了，拥有了安稳、平静以及舒适，也就特别的满意了。但是，就在这时间内，某一些事实又显现出来，也开始来敲门，要求大家承认。这一些事实来自革命和战争，活生生的存在，应该在社会上定居，而且在社会上立足。但是这些事实常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此，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就有了这样的情景：

在疲乏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需要保证。保证对待事实，就像是休息对于人民，不妨说是一回事。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之后，向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一样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向波旁王朝提出的要求。

这样的保证是时代必须的，必须答应。这种保证，看着是由王公们“给予”，但是实际上，却是事实的力量所赐予的。这是一个值得认识的而且十分深奥的真理。斯图亚特王室在一六六对此不曾怀疑，但是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是不屑一顾的。

拿破仑倒台的时候，返回到法国那预先选好的家族，不幸的是头脑甚至简单到了极点，居然认为是它给予的，并且能够索回它所给予的东西。它还觉得波旁王室享有无上的权利，而法兰西却一点没有。路易十八宪章里给予的政治权利，仅仅只是那神圣权利的一个枝丫，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赐予了人民，一直到有一天，国王高兴时，就可以随时收回。按常理说，波旁王室在赏赐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就应当认识到这并不是它的赏赐。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波旁王室就已经满腔怒气了，每当全部民族欢欣鼓舞，它就怒不可遏。我们在这里用一个有些鄙俗的词语，不仅仅俗气而且又真实的词语，它始终是拉着脸。人民早已经明白了。

它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只由于帝国像是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从它面前给搬走了，却不知道它自己一样是那样被搬来的。它没看出来，它也被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个掌心里面。

它是以前的一部分，也就自以为有根，其实错了；它是以前的一部分，但是过去的一切都属于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须肯定不是生在波旁家族当中，而是生在人民当中。这所有的看不到但是却又富有生机的根须，绝不是一个家族的权利，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一些根须四处伸展，只是没有伸到王座的下边。

对于法兰西而言，波旁家族仅仅只是它历史上的一个血腥和显眼的疤痕，早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成分以及它政治的主要基础了。人们完全可以撇开波旁家族，而且确实把它撇开了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波旁家族却没看出来这一点。他们在热月九日还觉得路易十七执政，在马伦哥大捷那天还以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王公们还从没有这样无视事实，无视事实所孕育并且宣布的那些神圣的权威。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的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利否认道如此程度。

天大的谬见导致这个家族再次伸出手去收回一八一四年“赐予”的保证，收回他们所谓的进步。真是可叹！他们所谓的他们的进步，刚好是我们获得的果实；他们所谓的我们的**，刚好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把波拿巴打败了，在整个国内站稳了脚跟，自以为力大无比，而且根基深厚，觉得机会降临，就突然做出决定，独断专行了。一天早晨，它站在法兰西的面前，否认了集体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权利，否认了人民的主权以及公民的自由。换言之，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便是所谓的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所以，复辟王朝就垮台了。

它倒下得合乎情理。但是应该指出，它并没有彻底敌视所有形式的进步。但是，很多大事发生的时候，它反而是视若无睹。

王朝复辟的时期，人们早已惯于平心静气地商讨，这就是共和时期所没有的；全国已经惯于在和平中强大，这一样是帝国所没有的。自由而且强大的法兰西，变成了鼓动欧洲各个国家人民的舞台。在罗伯斯庇尔执政的那段时期，革命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在波拿巴执政的那段时期，大炮开始发了言；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执政的那段时期，就应该是智慧发言了。风停止了，火炬再次燃了起来；只见宁静的顶峰上，闪动着思维的纯真的光辉。那美好的景观，不仅仅有益而且动人。在这十五年能够看出，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量才授权的选拔制度而工作，这一切在思想家眼里已经非常古老，可是对政治家来说却是崭新的原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零年。波旁家族是文明的一个工具，在上天的手中被粉碎了。

波旁家族垮台的时候还气势磅礴，不过并不是他们，而是人民显现出来的。他们走下宝座的时候大模大样的，但是已经没有威望了。他们走到了黑洞，并不是那种大张旗鼓地退出来，因而可以给后代留下黯然的思念，不仅仅不像查理一世一样保持鬼魂一样的镇定，也不像是拿破仑那样发出雄鹰的那种长啸。他们走了，仅仅只是这样而已。他们把冠冕搁下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光轮。他们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却没有了威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缺少遭遇厄运时候所应当具备的庄重。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路上，让人把一张圆形桌子改变成为方形的，看起来，他特别关注崩溃了的礼节，而不关注要颠覆的君权。这样琐碎的作风，足以使爱他们种族和效忠王室的那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失望。而人民呢，人民是可敬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受王室叛乱的武装进攻，但是国民觉得自己的力量特别的强大，并没有发怒。他们在进行自卫，而且控制自己，让事物恢复本位，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把波旁家族纳入流放的路上，真可惜！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将老王查理十世从遮挡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拉了出来，轻轻地放到了地上。他们接触王族成员的身体时候怀着凄切和谨慎的心情。那天，不是一个，也并非几个人，而是整个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获胜并且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的人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那天以后说的严肃的话：“那一些习惯讨取大人物欢心的人，那一些从一根枝丫上蹦到另一根枝丫上的小鸟儿，从危难跃入昌盛的人，要显现出自己的大胆，不同意处在困境当中的君王，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眼里君王的命运，尤其是患难的君王的命运，应当始终受到尊重。”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重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就像刚刚所说的，他们的倒霉超过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在全部的世界的范围内都有了敌人和朋友。有的人特别的兴奋，前来投靠，但是有的人则背对着它，这要由每个人的性格决定。在破晓的这一会儿，欧洲的君主们就像旭日前的猫头鹰闭起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睁开眼睛。恐惧应当理解，愤慨也能够原谅。这一次奇怪的革命仅仅只引起很小的震动，就连看做是敌人而且使他流血的那种荣誉，也没有给予那个失败的王朝。专制政府一直期盼自由发生内讧，在他们眼里，觉得七月革命不应当来势汹汹，但是进行时又流于缓和。而且，也没有出现什么想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的人、最气愤的人、最恐惧的人，到了后来也都对这一次革命致以敬意。我们不论多么自私以及宿怨多重，在这次事变当中也可以感觉到，有一种高出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必须萌生一种神奇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所取得的一种胜利。这确实是最绚丽的东西。

人权把事实粉碎。就是因为如此，一八三零年革命发出光辉，也就是因为如此，革命表现出温和。胜利的人权，完全不需要使用武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征，便是永远美好以及纯洁。其实，如果包含的人权过少或丝毫不包含人权，那么即使表面上特别需要，即使当代人特别赞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也肯定会变成畸形的、丑陋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想验证事实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丑陋地步，只用上溯几个世纪，瞧一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就行了。马基雅维利并非凶神恶煞，并不是恶魔，并不是卑鄙下流的作家，他仅仅只是一个事实罢了。并且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全部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似乎非常恶劣，使用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的确是这样的。

人权和事实这样的斗争，从人类社会的开始直至现在依旧进行着。结束决斗，使得纯真的思想跟人类的事实相结合，使用和平的方法让人权和事实互相渗入，这便是贤人的事业。

二

无终

可是，贤人的事业是一码事，聪明人的事业是另外的一码事。

一八三零年革命转眼间就停滞不前了。

只需要革命一搁浅，聪明人就来破坏这一艘沉船。

在这一个世纪，聪明人自己称呼为政治家；最后用过来用过去，政治家这一个词儿就多少沾上了一点点行话的味道。的确不能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必然有小器。聪明人，也正是粗俗的人。

一样，政治家，有时候也有民贼的称呼。

在聪明人看起来，像是七月革命那种革命，就是破裂的动脉管，必须要赶快缝上。人权，假如要求太高，就可能发生社会动**。因此，人权只需要经过认可，就应当巩固政府。自由只需要有了保证，就应当为政权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