凳子上坐的便是那个人了。
他不曾寻找,却看到了。他好像看见了自己,但是较老:头发乱竖着,眼睛蛮横而困惑,穿着一件布衫,满面怒容。他打了一个寒噤,暗暗地想道:“主啊!难道我将要变成那样吗?”那个人至少有六十岁,脸上有一种无法言表的粗俗、愚蠢和惊惶的神情。
大家听见门响,给他让出一条路。庭长回头看去,知道那个人正是海滨蒙特伊市长,就向他行了一个礼。检察官因为公务认得马德兰先生了,也同样向他行了一个礼。他却没有太注意。这场景,二十七年前他看到过一次。这帮害人精,现在又在面前攒动。事情已进展到这个程度,往日所经历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此刻又在他四周出现。
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龇牙咧嘴,张牙舞爪。他吓得心胆俱裂,急忙闭上双眼,在心灵最深处慌乱地叫起来:“不!”他的化身就在那儿,他神魂震悚,受审判的那个人,人们都称他为冉阿让。他的身影在他面前扮演着他人生中最骇人的一幕。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儿重新出现了。一样的布置,只是庭长上方有一个耶稣受难像,这是后增添的。他无精打采地落座,将脸恰好藏在一大堆卷宗后边,整个大厅里的人都看不到了。他能观看他人。他渐渐地安静下来,达到心情镇定而能聆听的地步。
巴马塔布先生是陪审团成员之一。
他用目光搜寻着沙威,但没有看到。他进来时,被告的律师刚刚说完辩护词。案子已审判了三个钟头。在这三个钟头之内,人们都望着一个生人在骇人听闻的罪状面前慢慢地折服下去。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带着熟苹果的树枝,被别人看到了是从皮红园里的苹果树上折下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听了几个证人的发言,真相大白了。起诉状说:“这个人,不只是偷窃水果和农作物的贼,还是一个逃跑的累犯,一个通缉已久的名叫冉阿让的奸贼。八年前,他由土伦苦役场监狱放出来时,在大道上抢劫了小热尔韦卫的通烟囱的小孩儿,触犯了刑律第三百八十三条,近来,他又犯了偷窃罪。这是再犯。”被告在这种控词证人一致的肯定面前,瞠目结舌。他再三表示否认,他讲话口吃,但是他整个人,从上到下都在表示否认。他仿佛一个傻子似的,陷入了重围。可是,这关系到他的最恐怖的未来。嫌疑愈来愈大。一旦证明他真是冉阿让,随后就判他对小热尔韦卫的抢劫罪。那就很有可能会判处死刑。他这么冥顽不灵到底是为什么?他很清楚还是完全糊涂呢?听众各执己见,陪审团仿佛意见仿佛也不一致。律师辩护得非常好,他的语句非常具有力量。它声调洪亮、气派威严、适合讼师如簧的巧舌。律师先解释偷苹果这件事——那的确是个难题。但是,贝尼涅·波舒哀本人还被迫谈到一只母鸡,说得洋洋洒洒。律师认定,偷窃苹果的事,并没有事实足够证明。他以辩护人的身份,坚持说他的主顾是尚马蒂厄,坚持说谁都没有看到尚马蒂厄跳墙或者折断树枝。虽然他被人逮住时,手里拿着这个树枝,但实际上他是看到树枝被扔在地上才捡起来的。反正是在什么地方……很明显也许有小偷,跃过墙,偷偷地折了这根树枝,后来由于心虚就扔在地上。能证明那个贼就是尚马蒂厄呢?就是他从前做过苦役犯。律师也承认,被告这样的身份不幸被证实了,他曾在法夫罗勒做过修剪树枝的工人,尚马蒂厄这个名字也许源于让马秋,四个证人都毫不犹豫认出尚马蒂厄是苦役犯冉阿让。对这些线索,和证词,律师只好用当事人的否认来搪塞;纵然他真的是冉阿让,难道这能证明他就是偷苹果的小偷吗?这只是一种猜测。是的,被告确实用了“一种笨拙的自卫方式”。被告坚决不承认这一切,不承认偷窃与他的苦役犯身份。也许他承认了第二点,就能得到各位陪审官的宽恕。不过,这个人分明有点儿傻。被告不善于辩护,难道这就是定他罪的理由吗?而小热尔韦卫这件事,不在本案范围内。最后,律师请求陪审团与法庭,如果他们以为被告确实就是冉阿让,那也别按照苦役犯累犯罪处理。
检察官反驳律师,言辞激昂,才华横溢。
他巧妙地利用了辩方律师的“忠实”。律师仿佛赞成被告就是冉阿让。那这个人的确是冉阿让了。这点在控词里已经被肯定。检察官又用含沙射影的巧妙方法,追查罪恶的源头和缘由,将尚马蒂厄,的犯法行为,都归结为这种罪恶文学所造成的。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才转移到冉阿让身上。冉阿让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于是他又刻画说冉阿让是一个猪狗不如的怪物等。检察官刻画完了,又指手画脚,期望借此获得明天《省府公报》的大肆表扬:“就是这么一个人,等等,流浪汉,乞丐,等等,等等……惯于做恶事,被处罚做苦役也不曾悔改,抢了小热尔韦卫钱的事就是明确的证据,等等,等等……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偷窃,被人当场抓住,只距他爬过的围墙几步远,手里还拿着偷来的东西,人赃俱获,还抵赖拒不承认所有的事!暂且不说其他的证据,就是这四个证人:诚实的警探沙威,还有苦役犯勃列维、舍尼帝和克什帕伊,都认出了他。证据确凿他还抵赖。多么顽固不化的人!各位陪审员先生,请你们主持公道,等等。”被告对检察官的发言,张着大口听着,无比惊讶中夹杂着一些钦佩的意味。很显然,他没想到此人居然这么能说会道。检察官横溢的辩才,恶言恶语如同暴风骤雨,把被告团团地围困住了。然而被告却时不时地摇着头。距他最近的旁听人,有几次听到他低声说:“没有问一下巴卢先生,就这么瞎说!”检察官提醒陪审团注意:这种憨态是假装的,他聪明,奸诈,习惯于蒙蔽法庭,同时,他把这个人的“劣根性”彻底地揭露出来。最后,他保留在小热尔韦卫案件上的控告,要求严厉判处。
这就表示暂且判处终身苦役。
被告律师站起身来,竭力辩驳,但已经泄了气,显然他站不稳脚跟了。
十否认的方式
辩论快结束的时候,庭长命令被告站起来,问:“您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这人站起身来,转动着非常破旧的小帽子,仿佛没有听到。
庭长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
此人终于听到了,仿佛也明白了,恍然大悟似的动了一下,望望四周,随后他将粗大的拳头朝坐凳前面的木栏杆上一放,紧紧地盯着检察官,开始说话了,就好像决堤一般,显得语无伦次,凶猛急迫,蜂拥着要从嘴里一齐挤出来。他说:
“我有些话要说。以前在巴黎我是在巴卢先生家里做大车匠。做车匠,总是要在露天工作,在院子里。冬天非常冷,我捶打胳膊来暖和自己,但是东家不同意。做这手艺,人通常年纪不大便成了小老头儿,到了四十岁,就完了。而我已经五十三岁了。而且,那些工匠们年纪略微大一些,就被人家称为老傻子,老畜生!工钱也少,每天我只能赚到三十苏,东家在我的年纪上打算盘,尽可能地克扣我的钱。我还有一个女儿,给别人洗衣服。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她也够苦的,大半个身子要整天浸在洗衣桶内,无论刮风下雨都一样,从早到晚还必须洗。因为你如果不洗,活儿就没有了。洗衣板也满是缝隙,四处漏水,溅得你裙子里里外外都湿透了,还向里面浸。她每天晚上七点回家,一会到家很快就上床休息,简直太困了。她的丈夫总爱打她。她已经死了。她是个好姑娘,从来都不去跳舞。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我真蠢!又有谁认得尚马蒂厄老头儿呢?但是,我请巴卢先生告诉了你们,去巴卢先生家里问一问!我不知还要我做什么。”
这个人不说话了,他的声音非常粗野、很急躁、又强硬。中间他停顿了一下,向听众席上的某个人打了个招呼。他好像信口胡说的,带着樵夫劈柴一样的手势。人们哈哈大笑;他望着人们自己也跟着大笑起来。
这场面实在极其悲惨。
此刻,庭长大声发言。
他提醒“诸位陪审员先生”注意,“巴卢先生,那个车匠,那人亏了本,已经失踪了。”随后,他向被告转过身去,说:“您如今这种处境,必须慎重思考。我想您有非常大的嫌疑,也许会带来不良后果。被告,为了您自己的利益,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要痛快地说明这两件事情:第一,您是否爬过皮红园的围墙,折过树枝偷过苹果,第二,您到底是不是苦役犯冉阿让?”
被告摇摇头,就似乎他完全懂得胸有成竹一样。他转过身去朝着庭长,说:“第一……”他突然不说话了。
“被告,”检察官严肃地说道,“别人问您的话,您都不给予答复,就相当于已经承认了。您分明是苦役犯冉阿让,你隐瞒真实姓名,实际上您在法夫罗勒做过树枝剪修工人,进入过皮红园,偷了苹果。陪审员先生们会斟酌的。”
被告本来已经坐下去,当检察官说完以后,他突然又站起身来,大声叫喊道:
“您太黑了!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偷过。那一天我刚从埃利过来,正好路过一个地方,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地上一片黄泥浆,我看到地上有根断了的树枝,上面有一个苹果,就捡起来,没有想到闹出这么大的事。我已在牢狱里呆了三个月,别人控诉我,你们就对我说:
“‘回答!’这个警察很好,低声对我说,‘回答呀。’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没文化。我并没偷。东西原来就在地上,是我捡起来的。冉阿让我全不认得,我是在济贫院大街为巴卢先生工作的。我是尚马蒂厄。我去过奥弗涅,法夫罗勒,真见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没在苦役场呆过,我就不能去奥弗涅,就不能去法夫罗勒吗?我没偷东西,我是尚马蒂厄老头儿。我在巴卢先生那儿工作过,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像怨鬼一样来逼迫我呢?”
检察官依然站在那儿,他对庭长说:
“庭长先生,被告胡言乱语,非常狡黠,针对这样的抵赖,我们只能让庭长先生与法庭再一次传讯犯人勃列维、克什帕伊和舍尼帝,还有探长沙威,最后一次证实,被告的确是苦役犯冉阿让。”
“我请检察官注意,”庭长说,“探长沙威有公务在身,作证以后就立刻离开了。我们得到检察官先生与辩方律师的同意,允许他走了。”
“对,庭长先生,”检察官接着说道,“既然这样,我请诸位陪审员先生回忆一下方才他在这儿说的话。沙威是一个受大家尊重的人,非常称职,是非分明。他是这么说的:‘我甚至用不着精神方面的猜度和物证,就能够揭穿被告的伪证。这人根本不叫尚马蒂厄,而是叫冉阿让,以前是一个极其狠毒、极其危险的苦役犯。他因为犯了大窃案而被判十九年苦役。极端失当,刑满以后只好释放他。他试图越狱达五六次多。除去小热尔韦卫与皮红园两桩偷窃案以外,我还疑心他在已经去世的迪涅主教大人家里盗窃。我在土伦苦役场监狱做副典狱长的时候,常常看到他。再说一次,我真的认识他。……”
庭长把一张传票递给了执达吏。不一会儿,执达吏在一个法警的保护下,把囚犯勃列维带过来。听众的心都一起跳动着,仿佛只有一颗共同的心。老苦役犯勃列维身上穿着黑灰两色褂子,快六十岁了,一副企业家的面目上有一种流氓的神气。监狱头目说:他总想找机会讨好。“勃列维,”庭长说道,“您遭受过一种不名誉的刑罚,不应宣誓……”
勃列维低下眼睛。
“但是,”庭长接着说,“但只要上帝开恩,还会有名誉与平等的情感。在紧急的时候,我要唤醒他的这种情感。在回答我以前,要想到您所说的每句话,不但可以使这个人死去,而且可以使法庭了解事实的真相。您如果觉得自己刚才的证词说错了,现在收回您的话还行。被告,站起来。勃列维,仔细回想一下,您是不是确实认为,此人就是您以前监狱里的朋友冉阿让。”
勃列维望了一下被告,转过身对法庭说:
“是的,庭长先生,这个人就是冉阿让。一七九六年进入土伦监狱,一八一五年释放。我在后一年出狱。的确,我认识他。”
“您过去坐下吧,”庭长说,“被告,站在那儿不要动。”
舍尼帝再次被带进来时,他身穿红囚衣,戴着绿帽子,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终身苦役犯。他他大约五十岁,个子很矮,满面皱纹,皮肤发黄,一副不知廉耻的模样,四肢与整个身躯都显现出病态的孱弱,而目光中却蕴藏着非凡的力量。狱里的朋友叫他“否上帝”[有“我否认上帝”的意思。]。庭长将刚才对勃列维讲过的话又说了一遍,提示他因为做过不名誉的事而没有宣誓资格。舍尼帝正面望着听众。庭长叫他集中思想,问他是不是还说认识被告。
舍尼帝哈哈大笑起来:“真见鬼!我是不是认识他!有五年我们被吊在同一根铁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