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卷七 无规矩不成方圆（第2页）

朝廷赏赐的官爵，与官场大员王有龄、左宗棠等不同寻常的关系这就是胡的“护官符”。胡雪岩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一场典型的“权本位”与“钱本位”的合作性博弈。胡雪岩有通过获得官商勾结经营和正当经营两种选择，拥有权力的官员有支持和阻挠的选择，有无“护官符”，对当时胡雪岩的商业王国的成败至关重要。胡雪岩有护官符，清政府的大小官员支持他，这样，胡经营成功，清政府及其大小官员也从中获益；假定与之接触的官员不予支持，胡可以寻找别的官员，通过左宗棠这棵大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对于从中作梗的官吏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没有护官符，官员支持就师出无名，也就不会热心，胡的商业经营就不会那么顺利，不可能获得高额垄断利益，相应回报给官吏的“回扣”也就少了；如果官员不支持，胡的经营或许小打小闹，兴许一败涂地，官吏也得不到多少甚至任何好处。

正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商人和官员都知道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钱财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所以商人不遗余力地去巴结官员，在官员身上进行投资。而拥有权力的官员，由于地位特殊，他们不能够公开直接地将自己的权力转化为钱财，因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代理人”的方法与商人作出一笔笔权钱交易。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之外别无所长。所以，君主和臣民只是一种单纯的博弈，相互之间毫无忠义可言。

成功后的胡雪岩乐善好施，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记载：“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但这种散钱财做善事，只是暴发户们的惯常举动，他们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创造自上而下的舆论保障，同时为自己的不义之财多一分心理安慰。这种施舍钱财的一大特点既对官吏适用，又对小民捐助，既对个人，又向公共事业。这事实上还是一种权钱的交易，因为他乐善好施所支出的财物大部分还是落入官吏的囊中。这样胡雪岩便加速向官场靠拢，他的财产更是成倍地增加。

但胡雪岩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挥霍无度、看不清国际形势、不能引进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失去了后台。胡雪岩后期依靠的是左宗棠一派，从而得罪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官场斗争中。左宗棠死后，他便成了官场瓜分的牺牲品。终其一生，可谓成也官，败也官。他的失意可以用图表示：胡雪岩的成功也好，他的败亡也罢，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的，也不可能由正常途径来取得。他的失败也不是简单的自身经营的失败，而是取决于封建社会的制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拥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怎样对待商人，他们都是受益者。中国封建社会从形成到发展，最后到灭亡，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战国时期管仲把齐民分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可见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最没有地位的阶层，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长期由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官场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官员从骨子里是轻视商人的，但拥有权力的官吏又有一种榨取商人财富的狂热欲望。历代王朝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实行垄断经营，这是封建经济成为一个权力和财富混杂的怪胎，为权力和财富合作博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特权经济必然带来特权商人，胡雪岩的兴起，既说明封建经济是一种在权力孳生下来的怪物，又表明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商人不过是官僚的依附者，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在专制体制下运作，而不可能诞生现代意义的公平竞争，也不可能有商业的真正兴旺。胡雪岩的败亡，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依托于权力而获得的财富最终会被权力的贪欲而吞噬。胡雪岩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法”的社会。因此，他的财产自然也没有“法”来保障。

4、内弟的博弈学问

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生活在这个博弈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社会集团自然也是如此。在互利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商品交易、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司法、体育竞技、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各种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互利性博弈是无处不存、无时不在的，在反复地、不断地进行的博弈中，博弈各方却又都需要规则，都需要明码实价，需要行规，需要固定性的法规，对这些规则，参与各方都需要了解。

这样各方对各方都有一个具有确实性的预期，大家按照这个规则和尺度进行互利性的社会活动。所以，规则应该固定而且公开，必须得到博弈各方的严格执行。但规则并不等于生搬硬套，它还有一定的弹性，这就好像法官在作出判决一样，他必须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所以规则都有一定的伸缩余地，可以由博弈参与者在合理的限度内自由地作出抉择。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实行的是个人独裁制，权力都掌握在惟一的皇帝手中，皇帝是真命天子，他是代表上天来治理百姓的，真命天子只有一个，所以历史上，龙子龙孙越多，兄弟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也就会越来越厉害，历史上大大有名的秦始皇、唐太宗、宋太宗，哪一个不是为了成为至高权力的惟一继承人而展开兄弟之间生死相搏的。由于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胜利者的惟一性，决定了这种博弈的残酷性。但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兄弟合理地处理了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兄弟关系就显得不那么血腥和恐怖。

历史上的南北朝是一个动**的时代，乱世人命贱如草，这不仅是指平民百姓，就是生于帝王之家的龙子龙孙也逃不出这种命运。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自从开国皇帝刘裕逝世以后，子孙窝里斗，死得干干净净，结果让萧道成捡了便宜；萧氏兄弟没有好上十几年，又走上了刘氏兄弟的老路，结果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又让萧衍捡了便宜。

但在南朝的第三个小王朝，萧衍兄弟就做得强多了。他们在皇权的博弈中合理地站好了队，妥善处理好了老大和老二，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萧宏是梁武帝萧衍的六弟，梁武帝起兵夺取政权以后，被封为临川郡王。他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动作举止都很优雅，可惜他没有真才实学，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天监四年，梁武帝下诏命令萧宏都督诸军入侵北魏。萧宏作为梁武帝的弟弟，所领诸军器械精良，军容十分严整，北方人认为是一百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军到达洛口，前锋攻克梁城。诸将想要乘胜深入，萧宏听说北魏的援军已近，心中畏惧，不敢前进。天监五年九月，梁军营中因暴风雨发生夜惊，他率先逃亡，诸将寻找不到萧宏，就四散而归，河流田野，到处都是梁军的武器和装备，患病者都被抛弃不管，强壮的将土仅仅得以脱身。萧宏乘小船渡过长江，夜晚来到白石垒，叩城门请求入城。临汝侯萧渊献登城对他说：“百万大军，一下四散奔溃，国家的存亡还尚未可知。恐怕有人乘机作乱，城门不可在晚上打开。”萧宏无言以对，于是城上吊下食物来让他们吃。

但就是这样一个畏敌如虎，被北魏人讥为“萧娘”的亲王，却是一个敛财能手。由于他是皇帝的弟弟，许多人对他行贿，他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无非是要他在哥哥面前为这些送钱的人升官卖些力气。为了防止有人偷盗他的钱财，也为防备家贼，他就关门上锁，将存放钱的库房锁得很紧，从不让人随意进出。有人觉得可疑，就向梁武帝告了密，说里面可能藏着铠甲武器，是萧宏为谋反而准备的。武帝听了半信半疑，决定找个机会去看看，万一不是，硬闯进去检查反而会弄巧成拙，伤了兄弟感情。在独裁的体制下，只能产生非合作博弈，为了同一目标期望而努力的各方，最终只能有一个存活下来，其他的竞争者只能被淘汰，而且是被彻底消灭。这是非合作博弈产生的大背景，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才能让非合作博弈大行其道。

这时，正好萧宏的爱妾身体不适，萧宏宠幸爱妾江氏，在吃饭、睡觉时都不愿离开。梁武帝有一天送去丰盛的饮食给江氏说：“我要到你这里来进行欢宴。”他只携带未登皇位时的老朋友校尉丘佗卿前去。萧衍与萧宏及江氏喝了很多酒，梁武帝半醉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想要看看你的后房。”就招呼随从直接前往后房。萧宏恐怕梁武帝看到他聚敛而来的财物，脸上表情十分恐惧，梁武帝更加相信他收藏着武器，因此逐屋巡视。萧宏为了便于计算，把一百万钱堆成一聚，用一块黄榜标明，一千万钱占一间库房，悬挂一个紫标，像这样的有三十余间库房。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计算，萧宏收存的现钱有三亿余万，其余库房贮存的布、绢、丝、漆、蜜等杂货，只看见堆满房屋，不知多少。梁武帝才知道不是武器，大为高兴，一点都没有怀疑弟弟的钱来路不正，反而夸赞弟弟善于生财，生活幸福，于是回去继续饮酒，直到夜里举着蜡烛而回宫，从此兄弟的友情更加和睦。

武帝的儿子萧综对萧宏的贪婪吝啬非常痛恨，就仿照前人的《钱神论》写了一篇《钱愚论》，讽刺叔叔贪婪无度，写得很是精彩。武帝知道后，不但没有处罚萧宏，反而责备儿子：“天下文章写什么不行，怎么写这些东西?”立即下令烧毁所有印好的文章。

萧宏为了敛财，还进行抵押贷款，放高利贷，让借主立下文书，等期限一到，不还钱，就立即去侵占借主的房产。结果弄得百姓中好多人最后失了业，无家可归。武帝起初并不在意，但事情越闹越大，民怨沸腾，就是皇亲国戚也有所不满，武帝只好亲自出马，命令他不要再侵占别人的房产。萧宏对此很是害怕，贪财之举稍微有所收敛。这才使失业的人逐渐减少。

就是这样一个治国无术、统军无方、生财有道的皇弟，却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先后任扬州刺史、司徒、太尉、司空等朝廷要职，直到普通七年（526年）四月去世。从他得病到去世，梁武帝七次前去探视。萧宏死后，梁武帝下诏追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铖，并给羽葆、鼓吹一部，赐给谥号称靖惠。从下面的矩阵图我们可以看出这对兄弟的双赢局面：为什么这样以为只会挖封建帝国墙角的人却得到皇帝的如此信任和偏袒呢?按理来说，这样的人纯属国家的蠹虫。但这样的皇亲国戚，在封建社会却是最受皇帝欢迎的。封建帝王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想分享或者剥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任何人只要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他都不得不防范。因此，在梁武帝和萧宏这对兄弟的博弈中，梁武帝有防范和不防范两种选择，萧宏有敛财还是贪权的选择。萧宏敛财，武帝加以防范，一个聚敛的财少，一个忧虑小心，兄弟相互提防，感情淡薄；萧宏敛财而不贪权，武帝不加以防范，一个得到大量的钱财，一个无须担忧权势地位，各取所需，可以达到最好的纳什均衡；萧宏贪权，武帝时刻小心，双方均可谓得不偿失；兄弟贪权，武帝不防范，自己的帝位和脑袋说不定哪天就没了。所以，在这四种博弈结果中，一个放弃权力而贪恋财富的亲王对处心积虑想保护自己权力的皇帝来说是最好的兄弟。在这场博弈中，作为排在第一位的老大博弈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主动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对兄弟的敛财行为，只要不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根本，他就睁只眼闭只眼，作为弟弟放弃最高权力的补偿。作为皇弟，萧宏以贪恋财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无意争权而志在逐利。放弃了对最高皇权争夺的人，自然会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喜爱，而统军北伐，一败涂地，只是更加证明他没有政治才能，这种人在军队中自然也就会没有什么威信，这对于本身无意北伐统一中原的萧衍来说，更加可心领神会而不可言传的奥秘。

帝王家的兄弟关系本来就是最紧张的，因为他们都有能力改变博弈的规则。兄弟都有才干的话，就会互相猜忌，引起争斗，所以，聪明的老弟，总是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当年东汉汉明帝的弟弟在山东地方郡县为王，派官吏到洛阳向皇帝述职，王爷问官吏：“你怎样向皇帝汇报?”属下说：“我如实向皇帝说王爷在地方上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受到百姓爱戴。”王爷大惊，说：“你这是害我，你应该说，我天天足不出户，贪杯好色，喜欢榨取民财，这样，我才能保住性命。”官员按照吩咐做了，结果在中央当皇帝的哥哥放心了，在地方做王爷的弟弟也放心了。但如果兄弟都是笨蛋，而且又都贪恋权力的话，只能引起争斗，这无异于双方都采取边缘策略，结果是自家的江山难保。

5、历史上的公共关系

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坛，都需要一个秩序，但是，秩序实际上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时对秩序进行修改，或者进行偶然性的“破格”处理。这种不遵守秩序的行为，实际上恰恰体现了重要的一点：无论什么秩序，都有自身无法维系的脆弱性，而秩序的最终裁决者的行为，是不受也不能受到秩序控制的。

因而，秩序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终裁决者的意愿，而不是秩序本身的张力。

当然，秩序也是要起作用的，当最终裁决者决定要任用自己的亲信或者有能力的人才时，这些人的升迁道路，是要受到秩序的制约的。但是，这种制约的力量微乎其微，因为最终裁决者可以随时选择一种说法，进行机动灵活的变通，破坏秩序的稳定性。

这是一场秩序与裁决者、破格提升者之间的博弈。在这场多人博弈中，秩序裁决者是最关键的一级，破格提升者是处于裁决者和秩序双方合力影响一下进行发展的一级，而秩序则作为其中的消极力量，被动地接受裁决者的改动，又消极地制约着破格提升者的发展道路。

如果裁决者决定要破格对某个人进行提升，那么即使这个人并不具有实际的才能或者高贵的出身，也会迅速走红，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算这个人脚下踩着的是足球，也会像火箭一样具有极大的马力将此人送上云端，因为裁决者拥有把足球变成火箭的魔力。

北宋时期，靠着“踢足球”而迅速位极人臣的高俅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高俅曾是苏轼手下的下级文书官员，苏轼从翰林侍读两学士外调到定州，写信给朋友曾布推荐高俅，但被曾布婉拒，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友王诜。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宋徽宗的姑夫。王诜虽然是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不过王诜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登基前，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末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篦子刀，一种用来梳理头发的工具，在《红楼梦》里面有过记载，用来清理头发中的虱子和头屑等杂物），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信用后对王诜说：“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

于是，高俅终于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手下。更巧的事情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赵佶幸运地被选中为继位者，位登大宝，成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

赵佶即位以后，高俅这个新受宠的潜邸“旧臣”，便被特别恩宠，开始了直升飞机般的升迁。徽宗先是把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这样就不愁没有升迁的理由了。徽宗崇宁年间，西边的战事又起。刘仲武指挥恰当，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在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因为宋徽宗有意的提拔，和机缘的巧合，高俅得以迅速升迁，在政和七年，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并被升为太尉。

高俅掌管了殿前司，但是在任期间基本上无所作为。虽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经不像其前期一样显赫，但仍然位高权重，高俅本是小吏出身，虽然也在西北前线镀过金，但没有打仗立功的经历，无非是靠关系增加升官的资本罢了，显然他是不懂军事的。管理军队，无非是要抓好训练，严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对于军队训练，高俅还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领，玩的都是花架子，如同儿戏。

训练耍花架子，高俅对于军队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换，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对军政的严重破坏。高俅恃宠营私，捞军营的地皮建私宅，这可能还算小问题。但是严重的是，他不仅不按时发放军饷，而且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不管有钱没钱。军事训练都没人管了。当然这样的部队自然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恐怕连一般的“土寇”也对付不了。

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记载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到底打过什么仗。他带领的部队自然在金兵打来时，“人不知兵，无一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