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一次难忘的生日
我的生日在三月份,在那以前的学校生活我都不想谈了。因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除了记得斯蒂福比过去更受人欢迎了。这个学期结束后他就要离开学堂了。在我眼里,他比以前更朝气蓬勃,更桀骜不驯,也更让人着迷了。除此以外,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心中只有对那时的那件大事的印象,对那些小事的记忆似乎都被它给吞没了。
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从我回到萨伦学堂到我生日这中间竟然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事实确实如此;否则从我心里会深信这两件事之间好像一点间隔也没有,是接连而至的。
那是多么美好的的一天啊,我对此印象深刻!直到现在我依然能感觉到那天弥漫在空气中的雾气;还能透过那雾气看到幽灵般的冷霜;还能感到被霜打湿的头发粘到我脸上的感觉;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早上,一根流着泪的蜡烛被放在教室里,给这个阴暗的教室带来一点光亮,我在昏暗的光线中四处张望,看到同学们用脚跺跺地板,呵气暖着手,呼出的白气在清冷的空气中盘旋缭绕。
早饭后,我们刚从运动场回到教室,夏普先生就进来了,叫道:
“大卫·科波菲尔,到小客厅去。”
我想,一定又是裴果提给我捎来一大堆的东西,所以听到这叫喊声时我高兴极了。当我匆匆忙忙从座位上走出教室时,周围的一些同学还要求我别忘了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别着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别急。”
他说话时那种充满温柔的口气,要是当时我仔细想一想的话,肯定会感到吃惊的,可是当时我并没有去想。我来到小客厅的时候,克里克尔先生正坐在那儿吃早饭,面前放着那根藤棍和一张报纸;克里克尔太太手中拿着一封信,那信已经被打开了。但是那里都没有篮子的影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领到一张沙发前让我坐下,随后她也挨着我坐下了,对我说道,“我的孩子,特意让人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谈谈,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我想当然地朝克里克尔先生看了看,可他只是摇着头,根本没有看我;他看起来还想要叹气的,却让一大片涂了奶油的面包给噎住了。
“你还太年轻,可能不懂得什么是世事无常,”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知道什么叫人有旦夕祸福。可是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大卫。我们当中,有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人到老了才经历过,还有人一辈子总是经历这种事。”
我一直看着她。
“假期结束离开家回家回校时,”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会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接着她停了一会,“你妈妈当时好吗?”
我听了这话,全身没有理由地颤抖起来,只是我依然盯着她看,就是不想说话。
“因为,”她说,“即使很难过,我也得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厉害。”
突然间一片迷雾在我和克里克尔太太之间升起,她的身影在雾中一直摇晃,接着我觉得烫人的泪水流到了我的脸上,她的身影也静止了。
“她病得很重。”她补充说。
现在我全明白了。
“她死了。”
用不着这样告诉我了。我伤心地痛哭起来,我在这个大千世界上,真正的成了一个孤儿了。
克里克尔太太对我非常仁慈。她留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还让我一人待着。我一直在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又接着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当时我觉得胸口的压力沉重到极点,我的悲伤是一种让人无法解脱的痛苦。
我的思绪非常乱,反倒没有专注在压在我心头上的那个巨大不幸上,而是不断在它的周围徘徊。我先想到我们家的房子,那里的门窗紧闭,四处静悄悄的[西方习惯,家有丧事时,紧闭门窗,寂静无声。]。我想到了那个小婴儿,听克里克尔太太说,他也病了好长时间了,非常的瘦弱,他们都觉得他也活不了啦。我想到附近教堂墓地中我父亲的坟墓,想到我母亲也要躺到那个我很熟悉的大树的下面了。我独自一人在的时候,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我的眼睛有多红,我的脸有多悲伤。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又想,我的眼泪是不是真的流不出来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到家时——因为我要回去参加葬礼——我要想到什么丧亲之痛,才能让我感到伤心呢。我还清楚记得,其他学生都对我产生了一种敬意,我的不幸,反倒让我成了一个显要人物了。
要是说有哪个孩子曾深深地感受到丧亲之痛,那就非我莫属了。我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同学都在教室里上课,只有我独自一人在运动场上散步,我还在为自己变得这般特殊感到很得意。他们上课时,一个个都透过窗子看我,让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于是就摆出更加悲伤的样子,连脚步也放的也更慢了。下课以后,他们都出来和我说话,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对谁也没有摆架子,还跟以前一样对待他们。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回家,这次不是坐马车,而是乘坐一种很笨重的夜班车。这种车又叫“农夫”,因为主要是为那些做短途旅行的农夫用的。那天晚上,我没有讲故事,特拉德坚持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当时那么做,会觉得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枕头。不过,这可是他当时唯一能出借的东西,可怜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画满了骷髅的信纸,离别时他把这张信纸送给了我,好让我从悲伤中得到安慰,心情能够平静。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堂。当时我也没想到这一离开我就再也没回来过了。我们慢腾腾地走了一整夜,直到早上九、十点钟才到亚茅斯。我往车外看,想找到巴吉斯先生的身影,可他不在那儿;倒是一个胖乎乎、呼吸急促,看上去也挺快活的小老头在那儿。这小老头穿着黑衣服,齐膝的短裤那里系着一些褪色的丝带,还穿着黑色的长袜子,戴着一顶大宽边礼帽。他喘着粗气地走到车窗前说:
“您是科波菲尔大人吗?”
“是的,先生。”
“请跟我走吧,少爷,”他拉开车门说,“我很荣幸能将你送回家。”
我把手放进他手中时,还一直琢磨着他到底是谁。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街上,走进一家铺子里,铺门上写着:奥默商店,专营布料,成衣,衣饰,制作丧服等等。这家店铺又小又窄,令人透不过气来,里面堆满了各种做好的和没做好的衣服,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放满了海狸皮帽和女式软帽。我们走进铺子后面的一个小客厅里,看到三个年轻女人正在干活,桌子上堆着黑色衣料,地上尽是些黑布头。屋中间放着一个烧得很旺的大火炉,还有一股布料被烧着的呛人气味,好像是那些热烘烘的黑纱发出来的气味;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味,不过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三个看起来很勤快也很快乐的年轻女人抬头看了看我,又继续做手头的活。一针一线,一针一线。这时,窗外小院那一头的一个作坊里也传来很有规律的铁锤声:“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一点其他的变动也没有。
“嘿!”我的引路人问那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位,“你们做得怎么样了,明尼?”
“在试衣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能完工了”,她头也不抬,愉快地答道,“别担心,父亲。”
奥默先生摘下他的宽边帽子坐了下来,大口喘着气。他太胖了,得先喘上一阵才能说出话:
“不错。”
“父亲!”明尼开玩笑说,“你快变成一只海豚了!”
“嘿!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我亲爱的,”他对这问题想了想,才回答道,“我是挺像那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