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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我开始自己并不喜欢的独自谋生（第2页）

我还是个小孩，个子还这么小，每次我走进一家陌生的小酒馆买麦酒或黑啤酒，想让我的午饭更好下咽时他们往往都不敢卖给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我走进一家旅店的酒吧间，对店主说：

“你们这儿最好的——真正最好的——啤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忘了是什么日子了，可能是我的生日吧。

“两个半便士，”店主说，“可以买一杯正宗的斯丹宁啤酒。”

“那么，”我边说边掏出钱来，“就请给我来一杯正宗的斯丹宁吧，泡沫要满满的。”

店主脸上带着奇怪的笑容，隔着柜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也没有去拿酒，只是扭头对着屏风后面，跟他太太说了几句什么。他太太手上拿着针线活儿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跟她丈夫一起上下打量起我来。此刻，我们三人仿佛都重现在我面前：店主穿着一件衬衣，没穿外衣，靠在柜台的橱窗架上，他太太从那半截的小门上边朝我看着，而我呢，有些不知所措地从柜台外面仰头望着他们俩。他们还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家住哪里，做什么的，怎么来这儿的等等。为了不牵连别人，对这些问题，我恐怕都编造一些合适的答案。他们给我端来了啤酒，不过我怀疑那并不是正宗的斯丹宁。店主的太太打开那半截小门，弯下腰，把酒钱还给了我，还吻了我一下，一半出于赞赏，一半出于同情，不过我相信，这完全出于女性的一片慈爱温柔之心。

我相信，我并没有不知不觉地或者无心地夸大我那有限的收入和生活上的困难。我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昆宁先生发给我一先令，我一定会把它花在午饭或茶点上。我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跟许多普通的成年人和孩子一样从早干到晚。我记得，我在街上到处游**，吃不饱，也吃不好。我知道，要不是上帝可怜我，就凭我受到的那点照顾，我早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了。

虽然如此，我在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里还有点地位。昆宁先生是有点粗心大意，事情那么多，做的买卖又这么不正规，他还尽量和我这个小家伙打交道，够难为他了。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是怎么来这里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都没有说过，也从来告诉过别人我在这儿心里有多难过。我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千方百计地忍受着，除了我自己，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受了多少苦，正像我先前说过的那样，我无法言喻。我把一切的痛苦都藏在自己的心里，只是埋头干活。从来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是我干活比不上别人，我就会受到别人的轻视和侮辱。没过多久，我干活的时候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快捷，一样熟练了。我虽然跟他们混得很熟了，可是我的行为和态度还是跟他们不同，总觉得跟他们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他们和那几个成年人，提到我时，总叫我“小绅士”或“小萨福克人”。有一个叫格雷戈里的成年人，是包装工人的头儿，还有一个成年人叫蒂普，是个赶车的，总穿着一件红短褂，他们有时候也管我叫“大卫”。不过我想，这多半都在我们说知心话的时候，或者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或者我给他们讲以前在书里读到过的故事给他们听时（这些故事快要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们才那么叫我。有一次粉白土豆起来反对我，对我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满，但米克·沃克马上就把他给制服了。

我决定早就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去想了。不过我知道：我从没对这种生活屈服过，也没有一时一刻不感到伤心。但我忍受着这一切，就连对裴果提的书信中也不曾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一半是出于爱她，一半是因为我羞于开口。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也给我增添了痛苦。我在那种孤苦伶仃的情况下，和他们一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到处溜达的时候，总惦记着米考伯太太筹划的各种出路，还时时想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晚上是我的好时光——一来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总看着那些店铺，盘算着怎么使用这笔钱，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二来我能早点回家——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都告诉我。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会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放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坐下吃过了钟点的早餐。像这类星期六似的夜间谈话一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会痛苦地哽咽一番，而在谈话快要结束时，他却在唱着“杰克快乐地和囡囡在一起[英国作曲家查理斯·迪布丁（1745——1814）所做歌曲中的一句。]”了。我还见到过到他泪流满面地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才是唯一出路，等到睡觉时，又盘算着“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就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米考伯太太跟他是完全一样的人。

我们各自的境遇使得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而又友好平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年龄还是悬殊得让人觉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当作她的心腹之前，我从不接受他们的邀请，让他们掏钱，跟他们一起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之间关系紧张，他们自己也经常吃不饱饭。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如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没把你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到了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难过，我看着米考伯太太那红红的眼睛，心里充满着同情。

“家里就剩下一块荷兰干酪的皮了——家里孩子这么多，根本不够吃的呀”——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除了这个，真的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就不知不觉地说了这个词。我就是想说：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还装着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测我们谈话的时间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诚恳地请求米考伯太太收下它们，就当是向我借的。可是米考伯太太一边吻着我，一边让我把钱放回口袋，还一直说她可没有这么想过。

“不要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可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啊！不过，你虽然年纪小，可是很懂事。如果你愿意，我想让你另外帮我一个忙，这次我一定愿意接受帮助，还要感谢你。”

我立即请求米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自己已经把把许多的日常餐具脱手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把糖夹，都让我分几次拿出去抵押了。一想到爸爸妈妈，我就为这些交易痛心，可这双生子是个大包袱呀。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也可以拿出去抵押的。但是米考伯先生的尊严决不允许他亲自去处理这些东西。克里克特呢？就是那个从救济院来的女孩——又是个粗俗的人，如果把这事交给她办，万一她胡来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科波菲尔先生，所以我想请求你——”

这时，我终于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就恳求她只管使唤我，做什么都行。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处理他们家里那些较轻便的财产了。之后几乎每天早晨去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之前，我都要为此跑上一趟。

在米考伯称为图书室的一个小柜里，放着几本书，最先被脱手的就是它们。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拿到都会路一家书摊上了。这条路靠近我们的住所，那有一段路几乎全是书摊和鸟铺。我拿去的书，不管给多少钱就都卖了。那个摊主就住在书摊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喝的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就被他妻子痛骂一顿。有好几次，我早上到那儿时，他就在一张折叠**接待我，额头上的一处伤痕还有一只又肿又青的眼睛说明他头天晚上又喝多了（恐怕他喝酒时还喜欢和人争吵）。他伸出颤抖的手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里一个一个地搜，想找到点钱付给我，他的妻子则抱着一个小婴儿，拖着一双便鞋，在一边不停地骂他。有时，他把钱弄丢了，就让我随后再来拿，可他老婆总有钱（我猜是趁他喝醉了的时候偷偷拿了他的），我们一起下楼时，她就偷偷把钱给我了。

在当铺里，我也开始小有名气了。柜台后那个主事的人物也开始留心我了。我记得，他和我交易的时候，常要我把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或者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给他听。每次交易后，米考伯太太就要举行一个小型宴会，一般就是一顿晚餐，这些的晚餐都很别致，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还是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抓了起来，还被送进了巴洛区的国王法院监狱。他走出住宅时对我说，他的白日之神已经陨落了——我还真的以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后来我听人说，还没有到中午呢，他就快快活活地玩起了九柱戏。

他被关进监狱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打算去看看他，和他一起吃个午饭。我问了问路，得先到那么一个地方，到那地方之后，我还会看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快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又会看到附近有一个院子，穿过那个院子一直走下去，就会看到一个看守。我顺着这条路走过来，最后终于看到一个看守（当时我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小东西呀！），我突然想到罗德里克·兰登在债务人监狱里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人，一件衣服也没有穿，就披着一片破地毯[出自英国小说家斯摩莱特（1721——1771）所著《兰登传》。]，这时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了，我的心咚咚咚地跳着，而且我总觉得那个看守在我的眼前晃动着。

米考伯先生在大门里等我。我们走上去到了他的房间（从顶上往下数是第二层）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其事地请求我，要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提醒我说：如果一个人年收入为二十磅，他花去十九磅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他会很高兴；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镑一先令的话，他就要苦恼了。之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交给了看守，还给我写了一张收条，让我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后就收起了手帕，情趣又高了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跟前。生了锈的炉门里一边各放了一块砖，以免煤烧得太多了。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间屋的另一个债务人从面包店回来了，还带来了一块羊里脊肉，那就是我们的午饭了。然后，他们让我上顶头去见“霍普金斯上尉”，就说米考伯先生向他问好，再说明一下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问他能不能借一副刀叉让我们用用。

霍普金斯上尉借给我一副刀叉，还让我问候米考伯先生。在他的小房间里，有一个脏兮兮的女人，还有两个蓬头垢面的女孩，那女孩们是他的女儿。我想，好在我们是向霍普金斯上尉借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上尉本人就邋遢得无以复加了，他长着一脸大胡子，穿着一件很破旧的褐色外套，外套下面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看到他的铺盖卷被卷着放在一个角落里，一个架子上放着他的锅碗瓢盆什么的，我断定（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断定的）那两个蓬头垢面的女孩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女儿，可那个脏兮兮的女人好像并没有嫁给霍普金斯上尉。我怯怯地站在他门口，呆了不过两分钟，我就带回这么多见识，就跟我握在手里的刀叉一样真实可靠。

我们那顿午饭有种吉普塞的风情在里面，而且吃的很惬意。午后不久，我去霍普金斯上尉那里还了刀叉，然后就回家了，将这次探访的情况向米考伯太太详细地讲述了一番，好让她能安心。一看到我回来，她就昏了过去。后来她就做了一小杯鸡蛋羹，我们边吃边聊。

我不知道，他们家的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又由谁经手卖的，反正我没有经手它们。不过，家具还是被卖掉了，让一辆货车拖走的，只剩下了床和几把椅子，和一张厨房用的桌子。靠这点东西，我们像驻扎在营地一样住在温莎巷那所空****的房子里。米考伯太太，孩子们，那孤儿也就是我，都住在那两间房间里。我也记不清我们到底到底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在那里住了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到监狱里去住了，米考伯先生现在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了。于是，我把钥匙还给了房东，他很高兴地就收回钥匙，除了我的床之外，其他的床全被送到最高法院的监狱了。我的床被送到离监狱围墙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了，我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我很满意。因为我们在患难中已经非常亲密，难舍难分了。那古儿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低廉的住处。我的卧室是这个房子后面的一个顶楼，屋顶是斜的，窗户对面是一个木场，风景宜人。我住在这里，一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经变成了灾难，就觉得这小屋跟天堂一样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依然在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里干着普通的活儿，还是跟那几个普通人做伙伴，心里依然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落魄，受这样的屈辱。不过，我每天去公司，从公司回家，还有午饭时在街上瞎溜达的时候，都会看到许多孩子，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中的一个说过话，也不想去结识其中的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庆幸。我生活的如此不幸，而且也跟从前一样，我依旧孑然一身，靠自己养活自己。我能感到的变化只有两点：第一，我穿的更加破了；第二，米考伯夫妇的事，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重压在我的心头了。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愿意出面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了，因而他们在监狱里的生活，比他们以前在外面过的更舒服一些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因为某些安排，我现在可以经常跟他们一起吃早饭了。监狱早上什么时候开门，就让我进去，我也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当时我通常在早晨六点钟起床，在去监狱之前，我就在街上溜达。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伦敦桥。我喜欢坐在石桥的某个凹处，看着过往的人们，或者趴在桥栏上，看太阳照在水面反射出的万点金光，或者看到太阳照到伦敦大火纪念碑上，仿佛点燃了顶上的金色火焰。有时，那个古儿也会在这儿碰上我，我就给她讲了一些有关码头和伦敦塔[为纪念伦敦1666年大火所建，顶上盆状，从中发出火焰的样子。]的有点离奇的故事。有关这些故事，我只能说，我希望是真的。晚上，我常常到监狱去，有时陪米考伯先生在运动场上散散步，有时跟米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讲她爸妈的故事。至于摩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从来没有对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里的人说过这些事。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渡过了最危难的关头，但是由于一张“契据”什么的，所以依然还被纠缠不休。有关这种契据的事，我以前听他们谈起过。现在看来，那一定是他以前给债权人写的某种约定偿还债务的借据，不过当时我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把它跟从前在德国流行的魔鬼的羊皮纸[指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所立的契约。]混为一谈了。最后，这个文件不知怎么回事，好像不碍事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说，“她娘家的人”认定，米考伯先生可以根据破产债务人法申请释放。这么一来，她估计再过六个星期，他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了。

“到那时，”当时在场的米考伯先生说，“谢天谢地，毫无疑问，我的手头就会有钱了，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了——简而言之，只要有机遇的话。”

为了把所有的事尽可能都写下来，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米考伯先生还起草过一份给下议院的请愿书，要求修改因债务而被监禁的法律。我为什么要把这段回忆写在这儿，是因为它是我创作方法的一个例证，说明我如何把早年读过的书里的内容，和我现在不同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用市井见闻和男女情事来给自己的故事增添色彩。同时，我想，这也说明我在写我的自传时，会不知不觉的发展起某些主要特点，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监狱里有一个俱乐部，米考伯先生作为一个绅士，成了俱乐部里很有权威的人士。他把要写请愿书的事告诉了俱乐部里的人，人们都一致赞成。于是米考伯先生（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好先生，只要不是自己的事，他都干劲十足，干起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来，比谁都高兴）就开始写起这份请愿书来。写好后，又誊写在一大张纸上，铺在一张桌子上，约定了一个时间，让俱乐部的成员，甚至全监狱的人，只要谁想来，都可以到他的房间在上面签名。

我听说要进行签字了，就着急的想看看他们一个个进来签名的情况，虽然我认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而他们也认识我。为此，我还特意向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请了一个小时的假，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等着。俱乐部里的成员能挤进来的都挤进来了。大家把米考伯先生拥到那张请愿书前，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为了表示对这一庄严的仪式的敬意，他特意梳洗了一番）站在请愿书附近，准备把请愿书念给那些不大了解它的内容的人听。随后房门也被打开了，狱友们排成一个长队等在外面，一个一个进来，进来的人签上名字，然后走出去。“霍普金斯上尉”对进来的每个人，都要问一声：“你看过请愿书了吗？”“没有。”“要不要我念一遍给你听？”只要那人稍有一点表示要听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就大声给他从头到尾念一遍。哪怕有两万个人要听，他也会一遍又一遍地念上两万遍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当他念到“聚集于议会之中的人民代表”、“因此请愿人诚惶诚恐，向贵院呈递此书”、“仁慈的国王毕业不幸的臣民”等词句的时候，他的声音洪亮悦耳，仿佛这些字眼都是吃在嘴里的鲜活的东西，味道可口。这时，米考伯先生作为作者，带着几分得意，美滋滋地侧耳倾听着，两眼还一直（不太严肃地）望着对面墙头上的铁尖子。